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等人和贤良文学们在战争问题上的大论战，主要是在两个层次上具体展开的。首先，是关于对匈奴和战问题的辩论，其中包括对武帝对外战争以及历史上其他战争的评价。其次，是有关战争基本问题的看法之阐述。前者旨在对具体战争活动的意义和影响做出自己的说明，并试图回答现实政治生活所提出的课题；后者则是论战双方用以证明自己主张的合理性的理论根据。

对匈奴和战问题的不同主张，是论战的关键。桑弘羊派主张继承汉武帝武力打击匈奴的战略方针，继续对匈奴积极用兵，从而实现“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100]的政治目的。他们认为，匈奴在当时虽然已趋衰微，但其骚扰中原之心未死，一有机会便会卷土重来，“反复无信，百约百叛”^[101]。所以要趁匈奴“孤弱无与”“困亡之时”，实施军事打击，从而永息边患，一劳永逸。反之，如果变战争为和亲，那等于是“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而止”。这样做，实际上“是弃与胡而资强敌也”。桑弘羊等人进而认为，匈奴之所以未能翦灭，就是贤良文学等儒生的论调扰乱了视听、松懈了斗志：“然匈奴久未服者，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谐故也。”^[102]

为了实现军事打击匈奴的战略意图，桑弘羊等人强调加强边地的军事建设，巩固对匈奴作战的战争胜利成果，为继续用兵创造条件。他们认为，中原地区和边境的关系，相当于人的“肢体”与“腹心”的关系，“夫肌肤寒于外，腹心疾于内”。边境不安宁，中原就会遭受灾祸，“无边境则内国害”^[103]；反之，倘若边防巩固，则中原地区也可求得安宁，“边境强，则中国安”。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据河险，守要害”，以“保士民”。^[104]为此，他们主张增加“奉边之费”，建设强大的边防。

贤良文学的主张则与桑弘羊等人完全相左。他们认为，对匈奴进行战争只有害处，“用军于外，政败于内”^[105]，“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106]。指出对匈奴的战争使得军队大量伤亡，百姓负担沉重：“甲士死于军旅，中士罢于转漕。”^[107]它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108]对稳定统治秩序十分不利。所以应该当机立断，改变基本国策，以和亲替代战争，以德化替代力服。为此，他们竭力主张“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109]；提倡“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希望通过仁义道德来争取匈奴归服，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110]。从此，天下太平，帝业永固。

贤良文学对边境安危与中原关系的看法，也完全同桑弘羊等人相对立。他们认为边境地区是些“不毛寒苦之地”，汉王朝大举实边戍边，实无必要：“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间，民不能自守。”为了戍守边境，汉廷动用大量民力“发屯乘城，挽辇而赡之”^[111]，结果造成“中国困于徭役，边民苦于戎御”的后果，实在是得不偿失。所以进而主张改变实边备胡政策，减少边防费用，减轻国家和民众的负担。(www.daowen.com)

对匈奴的反击战争，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生中的主要业绩之一。盐铁会议上两派有关对匈奴和战政策的论战，自然会涉及对武帝对外战争的评价问题。桑弘羊等人充分肯定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从而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112]的伟大成就。他们列举了汉武帝的殊世军事建树，“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蔷”^[113]，赞颂汉武帝的武功是大汉帝业得以维系之柱石。同时，他们也热情肯定了历史上其他战争的合理性：“黄帝以战成功，汤、武以伐成孝。”^[114]显然，桑弘羊等人的意图，是要借助论述武帝对外战争以及历史上征伐战争的正义性，来佐证自己主战意见的合理性。

贤良文学方面对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评价基点，则完全建立在战争的某些消极后果之上。他们强调对匈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造成“田地日荒，城郭空虚”^[115]。集中攻击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祸纷拿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认为“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则仁者不忍也”^[116]。明确指出这场战争“非社稷之至计也”，表示自己对武帝战争事业的基本评价只能是“窃见其亡，不睹其成”^[117]。推而广之，他们对春秋年间的争霸战争、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也一概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贤良文学否定武帝的战争业绩以及历史上兼并统一战争意义的用意，也在于为自己的和亲弛边主张张目。

盐铁会议在对匈奴和战问题上的截然对立，归根结底是由于论战双方对战争本身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桑弘羊等人是外儒内法的人物，他们的基本观点实质上是法家战争理论在汉代的翻版，所以充分肯定战争的意义：“列羽旄，陈戎马，所以示威武”^[118]；“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119]。明确指出，“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也”^[120]；“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121]。认为只讲文德，忽视武备，必然会导致国削身亡的结局：“昔徐偃王行义而灭，鲁哀公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笃仁以行，然必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为不仁者之害己也。”^[122]为此，他们尖锐地批评了儒家理论的迂腐，“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123]，认为其大言凿凿，却于事无补，远不如自己的见解切合实际。

与之相反，贤良文学对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完全源于正统的儒家学说，是儒家军事思想在汉代思想界的集中体现。贤良文学们崇尚以德服人，反对恃力逞武，对战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他们声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124]，强调“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125]；“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126]。他们坚持认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127]，“文犹可长用，而武难久行也”^[128]；竭力主张“去武行文，废力尚德”。在这些儒生的心目中，只要推行德政，提倡仁义教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安国定邦，长治久安。“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交也”○10；“诚以仁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1。至于具体军事事务，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既然仁义能使天下太平，自然是“兵设而不试，干戈闭藏而不用”了。贤良文学的论点，虽然脱胎于孟子的军事思想，并无多大新意，却适应了他们从理论高度论证自己和亲弛边主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