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论战的发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矛盾的产物。从现实因素看，它是汉武帝长期进行战争的结果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必然反映；从思想渊源考察，它又是以“王”“霸”为中心的有关战争观的分歧、冲突的集中爆发。

汉武帝自元光二年（前133）起，开始了对匈奴持续39年的战争，其间又平东瓯、南越，通“西南夷”。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正义性和必要性，基本上实现了汉武帝所确定的，摧毁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其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军事威胁的宏伟战略目标；同时也为汉王朝加强和巩固边防建设，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同时，实行了移民垦边政策。公元前127年，在河南筑朔方城，置朔方、五原郡，从内地徙民10万人到那里安家落户。公元前119年，又一次移民70余万，与边地的屯戍部队几十万人一起，加强北部边防。在对匈奴的战争过程中，汉朝为了争取与国，“断匈奴之右臂”，曾派遣张骞等人通西域，扩大了中外交流。而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则帮助东北、西北各少数民族解除了匈奴的威胁，传播了汉族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促进了各族人民的通商和友好往来，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间的融合。

但是，长时间的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后遗症，也是不容忽视的。这表现为：一、军队元气大伤，战马丧失殆尽，在其后期战争中，任用李广利等纨绔子弟统率军队，以致多次丧师辱国；二、财力、物力损失惨重，造成“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严重局面，引起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三、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对立，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汉武帝采取了许多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如实行盐铁官营，推行算缗告缗，等等，这样就严重地限制和打击了商人地主阶级，大大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汉武帝晚年，对战争的消极后果已有所认识。公元前89年他颁布“轮台罪己诏”，就是这种国策转折的一大标志。“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99]但是，战争的影响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消弭廓清，它必然会在其继承者制定国策上顽强地表现出来，成为新统治者无可回避的政治遗产。

正因为汉武帝所进行的战争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所以统治集团内部不同势力的代表，都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对它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并由此引申出自己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观点。如果着眼于战争的积极后果，自然会得出肯定的结论，并倡导继续对匈奴进行征战。倘若只看到战争的消极后果，势必会得出否定的结论，在对匈奴问题上，主张以和亲替代征战。当时，朝廷中以桑弘羊等人为代表的主战势力虽仍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民间地主阶级主和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并得到朝中的实权派霍光等人的默许和鼓励。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对武帝战争的意义进行评价，对西汉军事方略的重新筹划，也就成为统治者议事日程上的重要题目，盐铁会议正是这样的历史产物。(www.daowen.com)

西汉中叶有关战争问题的论战背景，除了上述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前提之外，还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冲突根源。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关于战争观有明显的分歧，按基本倾向分析，主要有两种对立的立场。一种以儒家（包括道家）为代表，他们的着眼点落在战争的残酷后果上，因而对战争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兵者，不祥之器”，“有道者不处”，主张“善战者服上刑”，提倡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另一种观点则以法家（部分兵家也有同样倾向）为代表，认为战争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因此肯定战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主张富国强兵，“以战止战”，提倡用战争来“禁暴除害”，统一天下。这两派观点长期以来针锋相对、互相辩驳，逐步加深了人们对战争问题的认识，并为统治者制定统治方略、开展军事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西汉王朝是在秦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秦王朝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给西汉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在战争问题上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对战争这一阶级社会的特有产物还没有也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分析，但已经认识到要稳定统治秩序、巩固边防，不能不重视和进行战争。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一味穷兵黩武也会重蹈亡秦之覆辙，必须文武双管齐下，才能保证自己的统治长久。所谓“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用之”，实际就是这层含义。然而，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日起，儒家学说在形式上已经成为专制集权统治的主导思想。这样一来，儒家的战争观似乎也应顺理成章地成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儒家关于战争问题的理论并未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他们更热衷的是法家的战争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以实现其安定内部、制止边患的目的。正是这种外儒内法的矛盾做法，使得当时的思想界对战争问题的阐述依然纷纭对立，论战无已。

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等人实际上是法家战争观的继承者，他们主张用战争的手段“胜残去杀”，巩固边防。由于兵学理论与西汉王朝的实际军事指导思想相一致，所以他们敢于在会议上坚持主战反和的意见，敢于蔑视贤良文学的建议和批评。至于贤良文学们，则是正统儒学战争观的鼓吹者，他们提倡“仁义道德”，贬斥战争，反战主和，批判武帝的战争。由于他们的主张符合儒家的战争理论，而儒学在当时已被钦定为统治思想，所以，他们坚持自己的主张，敢于与桑弘羊这样的权贵相抗衡，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现实军事活动中的弊端。由此可见，正是长期对峙交锋的不同战争观的延续和发展，为盐铁会议有关战争问题的论战提供了理论的温床；而汉朝统治者理论上独尊儒学与实践中采用法家政治的矛盾行为，则成为这场大论战爆发的深层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