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大获全胜，一雪百年之耻，第一号功臣，当推大将军卫青。

今天看来，卫青的确算是生逢其时，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这位卫青大将军乃是幸有与焉。卫青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国防战略的重大转折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凭借前人励精图治而积累的雄厚经济基础与强大军事实力，立即改变自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以来，在与匈奴和战问题上的卑辞厚赂、曲意和亲为主干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贵族好战分子的内侵骚扰，采取以硬碰硬、死缠烂打、积极反击、寸步不让的措施。在这一重大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形势面前，西汉王朝那些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如程不识、李广等人，虽然辈分很高，名头极大，但已属英雄迟暮，明日黄花，再也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汉武帝是明白人，也是有决断的人，他当然不会做论资排辈，以致丧师辱国的蠢事，而是秉行“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的原则，破格提拔和重用具有新思维、适应新形势的年轻将领。“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76]，汲黯的话说得真是到位，而卫青正是汉武帝一眼发现的大将之才。

卫青走上反击匈奴的战争舞台后，果真没有让汉武帝失望。他曾先后7次统率汉军精锐骑兵，主动出击袭扰汉朝边境的匈奴贵族，“每出辄有功”，共计斩杀、俘虏敌人5万余名，为平定匈奴边患，保卫华夏地区的核心农耕文明圈，巩固西汉王朝的统一，维护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其中河南之战中的战略迂回，侧翼奇袭，漠北之战中的长途奔袭，捣敌腹心，更是卫青一生中杰出军事指挥艺术的辉煌之作，也成为中国战争历史上的经典范例。由此可见，卫青的成功，并不是靠他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是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

不过，卫青这个人物之所以有其特殊性和代表性，倒并非因为他的赫赫战功，而更多的是由于他的为将风格。这种风格，从好的方面讲，是“顾大局，能谦虚”，平易随和，谨言慎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十足的“圆滑”，曲意逢迎，见风使舵。总的来说，卫青是一个缺乏鲜明个性、刚毅气质的大将，汉武帝会高度信任他，不仅因为他会打仗，善指挥，更是因为他驯服顺从、忠诚听话。事实正是如此，卫青既不因战功卓著而轻狂自大，忘乎所以，也不因为身为皇亲、位极人臣而骄横跋扈，趾高气扬，而是始终小心谨慎，圆滑随和，“为人仁善退让”，做到了“奉法遵职”。这种既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又不会对皇权构成任何威胁的将才，汉武帝自然满意，自然欣赏。

反映卫青“圆滑”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处理自己麾下败军之将苏建的谨慎方式。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卫青以大将军的身份率领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等六将军兵出定襄，反击袭掠朔方一带的匈奴骑兵。苏建、赵信所部在进军途中恰好与单于所统率的匈奴主力相遇。双方大战一日有余，汉军死伤惨重，血流成河，几乎全军覆灭。赵信一看形势危急，遂带着800骑兵向单于投降，苏建见势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脚底抹油，丢下部众，只身狼狈逃回汉军大营。

打了败仗，损兵折将，大丢汉军的面子，大伤朝廷的威仪，自然要严肃执行军法，严厉惩处有关责任者，以儆效尤。卫青于是召集军正闳、长史安和议郎周霸，向他们询问相关的处置意见：“苏建大败而归，法当何罪？”议郎周霸是个非常直率、坦诚的君子，第一个发言：“今建弃军，论律当斩，以明您大将军之威。”闳和安两人则持不同意见，以为应该多考虑当时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抱同情之理解，高抬贵手，放苏建一马，暂且饶恕其死罪：“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77]

卫青仔细地倾听了双方的辩论后，沉吟半晌，然后缓缓道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我属于皇亲国戚，身份相当特殊，而且深受皇上本人的信任，完全不必担心在军中没有威信，周霸所提出的用斩杀苏建来树立大将军威信的建议，实属节外生枝、无事生非，断不可取。作为大将军，我执军法绝对不能自专，在当今天下，皇上才是军中法律的最高主宰：“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78]毕恭毕敬以仰皇帝的最高权威，借以表明自己发乎内心深处的恭谦顺从天子之心迹，这真是聪明伶俐、世故圆滑到了家。

卫青手下的军官自然也不糊涂，他们对卫青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便一致表示赞同。卫青于是将苏建押上囚车，送往京师长安，让汉武帝本人去发落。汉武帝见卫青如此明晓事理，知所进退，内心的喜悦自不必说，于是便益发信任和重用卫青了。

对卫青的“圆滑”，他同时代的人，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就颇不以为然，并毫不留情地加以辛辣的挖苦，予以相当尖刻的批评和责备。司马迁斥责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以致“天下未有称”^[79]，在人格上卑劣低下，实无可取。这一批评当然成立，然而司马迁没有想到卫青的“圆滑”实际上恰好折射出古代治军特点的历史性变化，这就是皇权与将权关系的本质性演变。

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无论是兵书所提倡的理论，还是实际生活中所反映的实践，统军的大将都拥有专杀犯法部下的大权。孙子就明确主张“君命有所不受”，一再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人是保，而利合于主”^[80]；《六韬》也提倡“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81]；《淮南子》认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82]。正是在这样的理论的指导下，才有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立威、司马穰苴辕门立表诛庄贾肃军这一类事情发生，而吴王阖闾、齐景公也胸襟开阔，并不以此为忤逆。

然而到了汉代，随着封建专制的全面强化，《公羊传》“君亲无将，将而诛焉”^[83]观念的确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遂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将帅个人完全成了皇帝的附庸，不复有在前敌战场上机断指挥的权限和专执军法的条件，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无奈。(www.daowen.com)

当然，这一历史变化也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汉文帝时，周亚夫细柳治军，尚能够强调“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奉天子之诏”，敢于把汉文帝的车驾阻挡在军门之外，从而成为治军史上的一则佳话。不过，这毕竟是“君命有所不受”的回光返照，是天鹅濒临死亡时的绝唱。汉文帝是厚道之明君，他能容忍周亚夫的行为，可是后来的汉景帝天性忮刻凉薄，便不能允许了，所以留给周亚夫的，也只有一条不归之路可走：入狱自杀。卫青遇上了更难对付的汉武帝，自然只好变得尽可能地“圆滑”，恭行“人臣奉法遵职”的准则，以求得君臣相安，永保富贵。

这种变化，也在当时的将帅素质问题上有鲜明的体现。众所周知，在孙子的将帅素质“光谱序列”上，紧随“智”而居第二位的是“信”。这应该是孙子合乎逻辑的选择。“信能赏罚”，梅尧臣这样解读，还是狭窄了一些。“信”是为人处世最可贵的情操与道德，是最高的伦理准则。所谓“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84]也是经国安邦或沙场竞雄的重要保证：“小信未孚，神弗福也。”^[85]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要巩固和发展，需要有三个基本要素：强大的国防，“足兵”；丰厚的经济基础，“足食”；百姓的信任，“民信之”。如果迫不得已只能留下一个最重要的，那也唯“信”而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86]因此，孔子一再强调：“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87]孙子也认为，作为将帅，必须讲信用，守承诺，切忌出尔反尔，朝令夕改，食言而肥！威信，意味着统帅所拥有的崇高威望乃是建立在其讲信用、守诺言的基础之上的，真正做到了赏信罚必，言出必行，剑及屦及。另外，孙子突出“信”的地位，将它置于将帅“五德”序列中的第二位，也恰好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孙子兵法》一书的成书年代当在春秋后期。当时贵族精神尚未泯灭，“信”是贵族立身处世的核心伦理准则，所谓“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88]。而进入战国时期，社会文化气质和精神风貌遂有了根本的变化，顾亭林《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云“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89]，就是对这种历史文化嬗变现象的洗练概括。那种建立在贵族精神上的荣辱观彻底颠倒，是非心、感恩心、敬畏心几乎荡然无存，代之而成为社会普遍风尚的，是功利之心，“泯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90]。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信”相对被边缘化，不再像春秋时期那样，是贵族安身立命所普遍奉行的最高道德伦理准则。虽然后世儒家所倡导的“五常”之中，尚有“信”的一席之地，但位置已是在最后，算是忝陪末座了。故孟子言“四端”，只涉及“五常”中的“仁，义，礼，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91]根本无视“信”的存在。对“信”的重视程度之别，其实说到底就是春秋与战国时代文化精神之别，而在秦汉时代，“信”的边缘化，更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换言之，因时代政治生态、文化氛围的改变，将帅综合素质养成的具体纲目，也要做合乎逻辑、顺应现实的调整。这个进程，肇始于战国中后期，在孙子那里，将帅综合素质的五个要素为“智，信，仁，勇，严”。《六韬·龙韬·论将》也把将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概括为五项，所谓“将有五材”，纲目数量虽然仍为五项，但是具体内容却有了较大的差异，成了“勇，智，仁，信，忠”了。“勇”成为“五材”之首，另外，又用“忠”取代了“严”，“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92]应该指出，这种调整，不是偶然的，而是战国新型政治生态在将帅综合素质养成方面的曲折体现。众所周知，学术界一般将《孙子兵法》视为成书于春秋后期的著作，《六韬》的成书年代，专家们的基本观点是它为战国晚期的典籍。^[93]而春秋至战国，政治生态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春秋时期的贵族联合执政，到了战国时期，基本上为君主专制集权所取代。在这种“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专制集权体制之下，将帅行施机断指挥的相对独立性当然是日趋式微。他们的身份已完全依附于君主本位，他们扮演的角色，其实也就是中央君主专制集权体制这架高速运转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而已。这样的新型政治生态，决定了“智”不可能被列为“五材”之首，因为足智多谋，只会让大权独揽的君主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只会让君主很不放心，寝食难安！同样的道理，《六韬》也不可能将“仁”置于“五材”的首要位置，将帅汲汲于“爱兵恤民”，这在君主眼里，迹近收买人心，有沽名钓誉、分庭抗礼的潜在威胁。所以，在专制集权的君主看来，将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不怕死，敢于冲锋陷阵，能够骁勇善战，因此，勇，就成了身为将帅的第一“美德”。至于“忠”被列入“五材”，也完全是专制集权体制赋予将帅对君主毫无保留输诚纳忠的义务，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所谓“忠则无二心”的谜底，正在这里。这也与当时整个社会倡导“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最终形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94]的政治生态相一致。在普遍的“臣下闭口，左右结舌”^[95]的肃杀氛围里，当“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96]的认知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忠诚自然成为将帅素质养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孙子和《六韬》所列的将帅综合素质内涵与次序的微妙差异上，我们能够观察到将帅素质的构成和变化。换言之，概念或范畴的提出或取舍，一定会隐晦而曲折地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之政治生态的鲜明特征。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有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唐太宗曾对李靖说，古代出兵作战任命主帅时，君主都必须事先斋戒三日，然后举行隆重的仪式，将象征权威的大钺授予将帅，并宣布：“从这里上至九天，一切事情都由将军裁决。”又把象征生杀予夺之权的大斧授给将帅，并宣布：“从这里下至九地，一切事情均由将军裁决。”然后又推动将帅乘坐的车子，宣布：“军队的进攻或退却，都必须做到适时，恰到好处。”“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97]

李靖是何等精明聪慧之人，他知道唐太宗恢复古代“遣将之仪”，其实是一种试探，是对自己忠诚的考验，说到底，是唐太宗给他挖了一个大坑，等着他去跳。怎么可以贸然让唐太宗“引蛇出洞”之计轻易得逞？

于是他提出了否定性的意见：臣窃以为，古代圣贤制定在宗庙举行斋戒仪式的规则，这是为了假借神灵的威力；授予将帅斧钺和推动将帅的车子，这是为了赋予将帅以机动指挥的权力。如今陛下您每当出师作战时，都必定先同大臣们商议，并祭告于宗庙，然后再遣将出征，这样，假威于神灵的礼仪已经完全做到了。每当陛下您任命大将，总让他们机断处置，便宜从事，这样赋予将帅的权力也已经足够充分了。这与古代的斋戒及推扶将帅座车又有什么区别呢？完全合乎古代命将出征的礼仪，其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李靖的结论是，根本不必“走老路”，搞形式主义，去恢复古礼：“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唐太宗要的就是李靖这个政治表态，李靖的回答正中唐太宗的下怀，他满意了，开心了，忍不住大声称“善”！接着便顺坡下驴，说道：“乃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98]

等到了宋代，事情越发糟糕。大将出征，只好以皇帝事先所颁发的陈图为具体的作战方案，画地为牢，绝对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于是兵愈众而国愈弱，在与辽、金、西夏，乃至后来的蒙古军队的交锋中，军队几乎是望风披靡，每战必败，损兵折将，丧师辱国，酿出一缸又一缸的历史苦酒。

从这个意义上讲，卫青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单纯的卫青个人品质问题，而是时代打下的烙印，反映的是一种治军管理实践上专制集权色彩日趋浓厚的兵学文化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