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时期的名将李广无疑是一位充满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为二千石吏四十余年，却至死未得封侯，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浩叹。司马迁《史记》中一篇《李将军列传》，对李广的遭遇寄予了无限的感慨和同情，令后人一掬“萧条异代不同时”之热泪。尤其是那段总结文字——“《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64]，更是情文并茂、声泪俱下，使李广的人格魅力永垂青史，感天动地！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司马迁个人情绪化的宣泄，掺杂着太多的私人喜怒爱憎因素，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也歪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更误导了后人的认识和评价，像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65]之类意气用事、不着边际的诗句，初唐诗人王勃《滕王阁诗序》“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66]的感慨，就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平心而论，李广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这既有时代背景的原因，更有其个人的因素。李广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国防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进取”，秉行《春秋公羊传》“大复仇”的指导原则，一改汉高祖以来在与匈奴和战问题上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的侵扰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集中全国上下的财力、物力与人力，提升国防力量，特别是根据汉匈战争的需要，强化主力兵种的建设，大规模发展骑兵，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法，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

我们知道，骑兵在秦汉时期称为“骑士”，是当时军队主力兵种之一。它的发展又以汉武帝反击匈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汉武帝之前，骑兵与车兵、步兵的地位相近，甚至还要稍低一些；但是从汉武帝时代起，骑兵得到了极迅速的发展，中国古代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队中的第一主力兵种。古代兵家认为骑兵作战的特点是“急疾捷先”，“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67]。从此以后，汉军便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可以远程奔袭，能够实施迂回、包围、分割、围歼，赢得战场上的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坚决发动了前后五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取得了汉匈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由此可见，骑兵的发展及其在作战中的突出地位，是秦汉时期兵种建设上最大的特色，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文化史上骑兵时代的到来。在这一重大战略转变形势面前，李广、程不识等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显然“江郎才尽”，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新生代将领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建功立业，尽占风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无情，汉朝廷战略方针的演变成为“李广难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李广抑郁不得志更在于他个人军事才能的局限。作为一名久历战阵的将领，李广长于战斗指挥，骁勇善射，在战术上灵活机智，有勇有谋，敢于打硬仗、打恶仗，射术之精堪称一绝，威震匈奴各部，被匈奴畏誉为“飞将军”。唐代诗人卢纶曾如此颂扬李广的神箭无敌：“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尽在石棱中。”^[68]该诗可谓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李广高明的箭艺与气概。然而这种近敌格斗上的剽悍骁勇，终究掩盖不了李广拙于战役和战略指挥的根本缺陷。李广曾先后担任骁骑将军、前将军等重要军职，五次率精兵参加反击匈奴的作战，应该说杀敌立功、晋爵封侯的机遇多多，可是他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亏输、损师折将，根本没有表现出“飞将军”的风采，给人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常言道：“一之谓甚，其可再乎！”^[69]连续五次机会，李广都不曾把握住，这就不是单纯地用“偶然性”所能解释的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中间有来自汉武帝以及卫青等人的掣肘因素在产生作用，但是，在简单的表象背后，我们认为还有本质的问题与症结存在，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李广只是一名斗将，而非真正大将之才。他明显缺乏战略战役指挥上的大智大勇，尤其不善于指挥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机动作战，而这一点正是身为汉武帝时代高级将领的致命弱点，也是他一生不得封侯的最主要原因。

李广的战功固乏可陈，而他治军的做法也多有弊端。的确，在他身上，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优点殊为突出，“宽缓不苛”使得“军中自是服其勇”，以至他自尽后，“一军皆哭”，连普通百姓也“皆为尽哀”。可是，他治军上放任自流，不讲求以法治军、严格管理也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表现为，行军时“无部伍行阵”，止舍时“人人自便”，连必要的警卫都不设置，“不击刀斗以自卫”，在幕府中则无“文书籍事”。^[70]这种把严格要求和关心士卒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根本不可取的，它无法做到“令行禁止”“旅进旅退”，也不可能真正形成强大的军队战斗力。孙子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71]又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72]李广违背了这一治军的基本原则，无怪乎会劳而无功，际遇坎坷了。(www.daowen.com)

讲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对所谓优秀将领的标准问题做出更合理的界定。一位将领是否优秀，不是只看爱护士卒方面做得如何，关键在于他能否在战场上克敌制胜。能打胜仗，便是名将；不能打胜仗，那么他再怎么爱兵如子，再怎么与士卒同甘共苦，赢得部下的信赖，则依旧是庸将。一句话，胜败是衡量一位将领合格与否、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以此为坐标考察李广，我们不得不对李广说一声：“将军，你并不是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杰出的军队栋梁！”

至于李广的性格与气度，看来他也不是一个能成就大事业的人物。有言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正优秀的名将，是能够做到襟怀坦荡，虚心容物的。可是很显然，李广并不是那类人，这从他对待霸陵尉一事便可以看得很清楚。李广被闲置期间，曾在蓝田南山一带射猎，打发时间。有一次他带一名随从乘夜色外出，喝得醉醺醺后信马由缰踏上归程，途中经过霸陵亭。负责该地治安的霸陵尉正好也喝得有几分醉意，见了李广未免不够恭敬和客气，大声呵斥李广不该违禁夜行。李广的侍从上前申明这是“故李将军”（意谓退休将军李大人），希望借此免去李广违禁夜行的责罚，谁知霸陵尉仗着酒劲并不买账，声称：“现任将军尚且不得夜行，更何况是什么退休将军！”于是按规章将李广扣留在其办公地点整整一个晚上。应该说，霸陵尉的态度虽然有些粗暴，不怎么通人情世故，不怎么让人感到舒服，但毕竟是秉公执法，照章办事，并无大错，李广不检讨自己的违禁之过，反而对严格守法与执法的霸陵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自己出任右北平太守后，第一件事便是找霸陵尉的晦气，取其项上的首级：“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73]如此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又焉能成就大事？可见，李广的悲剧，不在于时运不济，而在于他自身弱点。所以，对他的分析和评价，也应该少一点道德上廉价的同情，多一分历史上冷峻的思考。

当然，历史自有其吊诡的地方。历史的真相与历史的价值判断，有时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在历史的真实中并不特殊优秀的人物，经常会因种种机缘，而以完美的化身融入后来人们的历史认知，关羽如此，郭子仪如此，李广亦复如此。这让人不能不佩服历史重构的强大力量。我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历史对人物或事件的重新塑造功能。这一点，在后世人们对人物的再评价上，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所以，宋朝杀了一个功臣岳飞，其主事者宋高宗赵构、宰相秦桧就被永远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动辄大规模屠戮功臣与士大夫的皇帝，却大多被后人轻轻放过，甚至还被千方百计加以淡化或开脱。这不能不让人惊诧于历史的复杂性！

在李广的身上，我们同样能见到这种历史人物重新被塑造的景象。借助于司马迁《史记》文字的魅力，李广成为受委屈的历史人物之象征，久而久之，人们基于同情的心理，又将李广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百战名将乃至民族长城的图腾了。换言之，到了后世，尤其从唐代以降，李广的形象就转化成为人们抗击外侮时，追慕英雄再世的精神寄托了。唐代王昌龄《出塞》一诗就是这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鲜明例证：“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74]而高适的《燕歌行》，则更是将李广幻化为针砭当时军队建设之弊端，寄托人们呼唤与寻找军魂、国魂的希冀了：“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75]

一句“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道尽了人们心目中的无限期待、无穷追慕！李广是不幸的，生前征战一辈子，连一个侯爵也未得到；李广又是幸运的，身后流芳数千年，其荣耀令多少曾经辉煌一时的帝王将相也瞠乎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