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西汉中期淮南王刘安召集门下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积多年之功编纂而成的一部重要文献，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但是，它在性质上其实更近黄老新道家。梁启超有云：“《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41]胡適亦称：“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42]公允地说，其书乃以道家思想为主干与指导，汲取与融会儒、法、墨、阴阳、名等诸子百家的思想观点，体大思精，广博深邃，成为战国后期至西汉中叶黄老之学的代表之作。

《淮南子》的编纂大约始于汉景帝晚期，而基本成书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主持者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被册封为淮南王。他有较深厚的学术文化素养与造诣，曾发动门下宾客从事著书立说，“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43]。《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子》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一篇，现仅存二十一篇，此当为《汉书》本传所称的“二十一篇”。刘安后来因图谋兵变，事泄失败，被定罪为“大逆不道，谋反”，自杀身亡，淮南国被废除，其地改设为九江郡，但他组织编撰的《淮南子》一书的主体部分，倒是流传到了今天。

《淮南子》最重要的注本，为东汉高诱的《淮南鸿烈解》，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张双棣《淮南子校释》等等。

《淮南子》在形式上属于“杂家”，“杂家”的思想特色，《汉书·艺文志》概括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可见，杂家的本质属性，便是“杂”，即综合、融会诸子百家之长而形成自己的学说体系，其优点在于博采众长、兼容并取，其缺点在于多归纳而缺乏自己独到的创见。

实质上，《淮南子》又属于“黄老新道家”，所谓“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44]。其基本特色，是立足于老子思想的主体，尊奉相传的黄帝学说，同时兼容并取诸子百家之长。西汉时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理论的总结，其对象实际上就是这部分新型道家。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45]可见黄老新道家的思想体系中包含了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乃至名家的一些思想内容，其特征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宗旨则有明确的功利性，即“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不但与庄子学派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也与老子的不少观点不尽一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消极避世转变成为积极入世。从表面上看，黄老派与老庄派都强调以无为顺应自然的“因循”原则，但是其目的有异：老庄学派是以恢复事物的自然本性为终极目的，而黄老学派则是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使其为我所用。正因这种根本性的变化，道家学说乃从哲学家的书本中走了出来，变成了政治家手中可供操作的治国统军的利器。

但无论是“杂家”，还是“黄老之学”，其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学术上呈现鲜明的综合性、系统的融贯性、高度的整体性与显著的互补性。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兵学思想成为《淮南子》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其作者所明确表示的：“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46]也正是因为这样，《淮南子》的兵学观念也体现出系统整合、包罗万象的时代文化精神。

《淮南子》的兵学论述主要集中于《兵略训》《主术训》《氾论训》等篇。其中，《兵略训》更是专门而深入讨论兵学问题的篇章：“《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47]通观《淮南子》全书，其主要的兵学观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争起源缘于“分不均，求不澹”。《淮南子》的作者认为，战争源远流长，所从来已久：“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48]然而，尽管战争非常残酷，酿成人道灾难，“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49]，但是，得承认战争很难避免，这乃是受人性内在本质驱动的必然结果。即无论作为生物人，还是作为社会人，都有衣食方面的强烈欲求，但是，社会财富毕竟有限，无法普遍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人类社会内部又往往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社会物质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更是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引起战争的爆发：“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50]由此可见，《淮南子》的作者，是着眼于人的物质欲望与物资不足的内在矛盾关系，来说明战争的起源问题的，这无疑是一种富有科学理性精神的卓越识见。

第二，“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战争制胜理念。《淮南子》的作者认为，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内部团结，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么克敌制胜就有了政治上的保证。“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反之，如果政治黑暗混乱，那么就不免由强转弱，由多转少，由胜转败：“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这种政治为军事胜负的前提，《淮南子》的作者将它理解为“道”：“得道之兵……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因此，要“积德”，要“畜怒”：“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也。”在此基础上，《淮南子》的作者进而区分了战争的基本性质，即“义战”与“不义战”，认为战争的宗旨，当是追求“正义”：“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为此，其急切倡导“义战”，认为“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51](www.daowen.com)

普鲁士卓越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说：“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52]“萧条异代不同时”，克劳塞维茨可谓是刘安诸人的异代知己！

第三，“乘众人之智”的将帅素质论。克劳塞维茨说：“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3／4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53]他还说：“军事行动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智力和感情力量的各种表现。智力到处都是一种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因此很明显，不管军事行动从现象上看多么简单，并不怎么复杂，但是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是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的。”^[54]若米尼就强调指出：“一个统帅的高超指挥艺术，无疑是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尤其是在交战双方的其他条件都完全相等时，更是如此。”“有关支配军队的制度是政府军事政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支精锐的军队，在才能平庸的司令官指挥之下，能够创造出奇迹。而一支并非精良的军队，在一位伟大的统帅指挥之下，也能创造出同样的奇迹。但是如果总司令官的超人才能还能再加上精兵，就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55]

这在中国，则是被生动地表述为“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将帅是军队的灵魂，是军队的大脑，关系着全军上下的生死、国家社稷的安危，这乃是古代兵家的共识。《淮南子》的作者在这方面也没有例外，他们对将帅的素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调身为将帅者要具备“独见独知”，即拥有“见人所不见”“知人所不知”的高于普通人的认识能力与睿哲智慧。^[56]但是，这种“独见独知”的能力，绝对不是自以为是、独断专行，而是能够做到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即所谓“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如同孙子提倡要辩证看待将帅“美德”问题，避免片面性，超越了“度”就可能走向反面，成为“覆军杀将”的“五危”祸因一样，《淮南子》作者也富有另类思维，善于在正常中发现不正常，合理中找到不合理，主张不要过于在乎所谓的将帅个人“美德”，避免走极端。为此，他强调“兵以道理制胜，而不以人才之贤”：“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诱也，仁者可夺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谋也。”^[57]这与孙子所说的“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58]显然是一样的辩证认识，异曲同工，百虑一致。

第四，重“权”任“势”的作战指导原则。《淮南子》的作者，在作战指导思想的阐释上，也不乏高明的识见。他们认为，作战的宗旨与作战样式必须随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变革，及时创新，切忌墨守成规，僵化保守，画地为牢，不思进取：“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59]即高明的作战指导者在对敌作战过程中，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随时调整兵力部署，改变作战方式，始终保持主动，由用兵的“必然王国”进入用兵的“自由王国”。否则，即便熟读兵书，满腹韬略，也不免食古不化，胶柱鼓瑟，纸上谈兵，到头来终究逃脱不了丧师辱国、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所谓“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60]。

《淮南子》注重创新的兵学观，也可以得到近现代西方军事学理论的佐证。毫无疑问，西方军事学家同样高度重视作战指导上的灵活应变，创新发展，也反对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强调要随着军事技术的变化和发展，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根据不同的作战条件与环境，不断地改变战法，灵活地运用战术。这方面，富勒在其《装甲战》一书中的许多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首先是武器装备的进步，一定会带来作战方式的变革，“十五、十六世纪火药的出现，十九世纪蒸（气）［汽］动力和化学科学的发展，均引起当时军队编制装备的改变；同样，在当今年代，油料、电力、高爆炸药、蒸（气）［汽］动力和化学的发展，必然会引起战争的全面改变，以至建立新的军事体制”，“新式武器的投入使用不能不引起条件的变化，而条件的每次变化又都会要求军事原则应用的变更”。其次，制胜的关键在于灵活应变、便宜从事：“除攻城战外，各种作战的成功秘诀不仅是作战方法，更重要的是机断行事。因此，指挥官的作战计划必须简明扼要，并具有灵活性。计划应留有充分余地，使下属指挥官能机断行事”“不能以一成不变的思想来制（订）［定］计划，而必须用灵活机动的思想来制定计划，也就是说，计划必须包括若干个预备方案”。^[61]

《淮南子》的作者主张用兵打仗要拥有“三势”“二权”，即“气势”“地势”“因势”以及“知权”“事权”，其核心内涵，是要根据己方高昂的士气、有利的地形和部队的实际状况，积极创造和运用有利的作战态势，针对敌方的实际情况，灵活用兵，因敌变化，致人而不致于人，从而克敌制胜。而要做到这一点，《淮南子》的作者认为，关键在于做大做强自己，牢牢立于不败之地：“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同时要“先计而后战”“谋定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牢牢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胜于易胜”：“权势必形，吏卒专精，选良用才，官得其人，计定谋决，明于死生，举错得失，莫不振惊。故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兵接刃而敌破，明于必胜之攻也。故兵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为苟发。故胜定而后战，铃县而后动。”^[62]

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的有关兵学论述，在文字上亦颇有特色，可谓优雅生动，与兵学原则本身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如《淮南子·兵略训》有言：“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阐释“集中兵力”“并敌一向”的哲理，可谓形象生动，比喻鲜活。《淮南子·兵略训》又言“分合为变”的道理：“兵静则固，专一则威，分决则勇，心疑则北，力分则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锱铢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排比、对偶、联珠等各种修辞方法都用上了，美不胜收。再如言隐蔽作战企图，从而达到神出鬼没、出敌不意的用兵上乘境界：“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谋见则穷，形见则制。故善用兵者，上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之人。隐之天者，无不制也。”^[63]其文字亦可谓行云流水，错落有致。而在这形式美的背后，则是其兵学观念中的辩证思维精神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让人们在千载之后，仍得以分享其深邃无际的思维理性之光，领略其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