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是西汉前期著名政治家，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54年，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早年专治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法家刑名之学，以学问博洽精深、见识卓荦不凡而得以出任六百石的中层官吏太常掌故，在掌故任上，晁错的最重要作为是受命记录并整理《尚书》这部经典：“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23]

以此为契机，晁错开始崭露头角，先后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升迁为博士，深受汉文帝的器重，被委任为太子家令，即当上了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的老师，一时风光无两，恩幸受宠，优渥备至，“以其辩得幸太子”^[24]，深受尊重，号为“智囊”。

晁错富有热忱，全身心投入西汉王朝崛起的宏大事业之中。从汉文帝时代起，他就开始不断上疏抒论军国大计，重要的篇什有《贤良对策》《论贵粟疏》《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景帝登基后，晁错的政治生涯更是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出任一些显赫的实权要职，最后当上了御史大夫，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晁错所处的文、景时期，西汉王朝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两个：一是匈奴的袭扰与内侵，二是地方同姓诸侯王的尾大不掉，威胁中央集权统治。前者，应付之是谓“攘外”，后者，应对之是谓“安内”。晁错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自然将“安内”，也就是回击诸侯王的挑战，列为首要的任务。他的策略很简洁也很致命，即鼓动汉景帝当机立断进行“削藩”，而且说得斩钉截铁，毫无任何圆融变通的余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25]

应该说，晁错的这一主张，思路是清晰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方法与手段则值得商榷，不无操之过急、急于求成的嫌疑。吴、楚等诸侯王一下子被逼到墙角，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与其束手就擒，不如鱼死网破，于是他们狗急跳墙，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公开发动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晁错深受法家学说的影响，性格冷峻凉薄，“为人峭直刻深”，人缘比较差，得罪过的人不少，当上御史大夫这样的大官后，更是春风得意，为所欲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挺热衷于“折腾”。很多同僚和部下内心深处都特别烦他，尤其是袁盎，地位与他差不多，更是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将他置于死地。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他们趁汉景帝一时间方寸大乱、窘迫无计之际，大进谗言，攻击晁错，将晁错说成是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的元凶巨恶、罪魁祸首，汉景帝一方面怨恨晁错的削藩之策激起变乱，一方面又幻想以牺牲晁错换取七国退兵，达成妥协，遂不顾及晁错的功勋与忠心，采纳袁盎诸人的建议，将其腰斩，“衣朝衣斩东市”^[26]，“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27]，上演了极其惨烈的一幕悲剧，可谓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28]。

晁错也是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有多篇著述传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法家类”著录《晁错》31篇，今存8篇，散见于《汉书》“本传”与《食货志》之中。

晁错的文章，主题鲜明，立论深刻，简洁明快，逻辑严密，文字通达，颇有战国纵横家策士之风，是西汉时期文章的典范之一，故被鲁迅先生推重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29]。

兵学思想是晁错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观点深刻独到，阐说细致透彻，内容丰富翔实，影响广泛深远，值得加以认真总结，充分借鉴。

晁错的军事见解就本质属性而言，乃渊源于先秦的法家思想。法家，《论六家要旨》定为“六家”中的一家，《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格局中，它与儒、墨、道、名、阴阳五家同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

法家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当时诸侯国为了稳定统治、整顿秩序、富国强兵，纷纷颁布法律，如郑国子产作刑书，邓析作竹刑，晋国铸刑鼎，等等。可见尊君权、重法治、禁私学，已成为当时社会现实政治之大势所趋，而法家之学不过是把这种社会要求加以理论化、体系化。

法家的实际开山人物，当首推战国初期魏国的李悝，其《法经》的颁布、实施及其理论阐发，标志着法家作为学派的诞生。被称为“前期法家”的，除李悝外，主要还有商鞅、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战国晚期，韩非子综合前期法家各流派之长，融会贯通，成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法家学说的基本特色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30]，“信赏必罚，以辅礼制”^[31]。他们力主变革，主张强化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以农政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等。缺点是轻视和否定教化，独任刑法，刻薄寡恩，残暴血腥，“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32]。所以其能够收效于一时，却很难行之久远。(www.daowen.com)

法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是重功利，尚操作，极具现实针对性。缘是之故，晁错的军事见解也紧密结合西汉前期的现实需求，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卓荦识见，其核心宗旨是：积极主战，富国强兵，外御匈奴，内削诸侯，强化集权，巩固专制。

概括地说，晁错的军事见解，其荦荦大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晁错针对汉初国力疲乏的现实情况，主张重农抑商，将“劝农力本”提升到稳固国本、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晁错上《论贵粟疏》，他认为：“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为此，提倡“贵粟”“贵五谷而贱金玉”，通过重农抑商、入粟拜爵、输粟除罪等途径与方式，以“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富国强兵，为战争行动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33]

其二，晁错针对匈奴不断南下袭扰的严重边患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强边固防之策略。这包括在富国的基础之上建设起一支骁勇善战的强大军队，为此，他在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所上的《言兵事疏》中强调：“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34]因此，对匈奴作战中武器装备要坚固锋利，士卒队伍要勇敢善战，指挥将领要深富韬略，君主要知人善任，从而卓有成效维护国家的安全与政权的巩固。与此同时，相配套的是，进行屯垦戍边，在巩固边疆问题上真正强本固基。晁错认为，秦朝推行的有戍无垦之策与汉初实施的轮番从内郡征调戍卒做法，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必须及时加以改变。为此，他先后呈上《守边劝农疏》与《募民实塞疏》，针对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提倡用赐予高爵、免除赋役的手段迁徙内地民众实边屯垦，并将这些徙边的民众按军事编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常住久居，耕守自卫，实行对匈奴的积极防御。

其三，全面系统地分析汉军与匈奴军队的优劣短长，客观平允地对边疆战略态势做出正确的评估与判断，在此基础上制定高明稳妥的战略指导方针。晁错经过仔细的考察，得出对汉匈双方军队实力比较的科学认识。他认为，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山区作战有惯于涉险、善于骑射、能耐饥寒等三个“长技”，即三大优势，而汉军在平原作战，则拥有兵种齐全、装备精良、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武艺高超等五个“长技”，即五大强项：“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35]作战指导者应该在实战中避实击虚，扬长避短，夺取战争主动权。

其四，借力打力，“以蛮夷攻蛮夷”，即根据汉匈军队的优劣特点，有针对性、前瞻性地致力于取长补短，联合边疆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抵御匈奴，保卫边塞。晁错认为，鉴于匈奴有明显的三大优势，汉军要避免进行硬拼死打，而是要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借重他们的作战能力，形成双方结合的矩阵优势，从而以长击短，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36]在晁错看来，这种优势互补的做法乃是真正的克敌制胜“万全之策”。

其五，坚持用武力戡乱，维护天下的稳定与统一。晁错针对当时地方诸侯势力“骄恣”不法、“谋作乱逆”的急迫内忧，知难而进，力主削藩。他认为诸侯闹独立，搞分裂，乃是必然的，即所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出击。故强调以武力戡乱，制止分裂，确保国家的统一与政权的安全。

当然，关于晁错的果决“削藩”、武力戡乱之策的评价，在后世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

众所周知，汉初诸侯王尾大不掉，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乃是西汉王朝立国以来即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如汉文帝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也试图对诸侯王的离心趋势进行控制并努力加以解决。但是，在具体的措施推行上，汉文帝秉持“善后要稳”的原则，不急于求成，不仓促冒失，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做得高明自然，炉火纯青。他一方面尽可能放低自己的身段，礼敬诸侯王，让其麻痹大意，放松警惕，千方百计稳住他们，如吴王刘濞对他不敬，“诈病不朝”，汉文帝隐忍不发，反而“赐几杖”，以示容让。另一方面，则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在齐国中又分出城阳、济北两个诸侯国，以削弱齐国的势力。到了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册立了原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为王，将一个较大的淮南王国分割成三个较小的王国，这显然是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的高明举措。

事缓则圆，汉文帝的做法显然不同于后来汉景帝采纳晁错之策急于“削藩”的冒进。应该说，这么做有利于政局由分权到集权的平稳过渡，是政治大智慧的体现，假以时日，不至于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式的动荡。因此，明末王夫之对汉文帝这种高明的政治艺术推崇备至，认为这是“以时间换空间”的高招：“文帝崩年四十有六，阅三年而吴王濞反。濞之令曰：‘寡人年六十有二。’则其长于文帝也，十有三年。当文帝崩，濞年五十有九，亦几老矣。诈病不觐，反形已著，贾谊、晁错日画策而忧之。文帝岂不知濞之不可销弭哉？赐以几杖而启衅无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赵、楚、四齐，庸劣无大志，濞不先举，弗能自动。故文帝筹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国之瓦解，而折棰以收之……若文帝者，可与知时矣。”^[37]

但是，历史上也有人认为晁错的兵学思想更富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而汉文帝及其重要智囊贾谊的兵学观则不免有迂远而阔于事情、缓不济急的弊端，两者相较，晁错的观点之可行性明显胜出一筹。如明代李贽认为：“若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晁、贾同时，人皆以贾生通达国体。今观贾生之策，其迂远不通者，犹十而一二，岂如晁之凿凿可行者哉！”^[38]又如鲁迅先生也曾指出：“《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39]

晁错的军事见解高屋建瓴，深刻透彻，卓越绝伦，极敷实用，因此为文、景两帝所高度赞赏，广泛采纳，并加以实施，这对强化西汉前期的国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为日后汉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并取得全面胜利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其中他的屯垦戍边和以夷制夷思想，乃为历史上的首创，开历代屯田之先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后世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一直为后人所重视和借鉴。像西汉中叶的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期曹操实施屯田，都是晁错所倡的“徙民实边”政策的传承与发展。故王夫之尝言：“晁错徙民实边之策，伟矣！寓兵于农之法，后世不可行于腹里，而可行于塞徼。”^[40]由此可见，晁错的军事见解的确非同寻常，其价值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