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前200—前168），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西汉文帝时的政论家和思想家。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而闻名于当地。文帝时，被召为博士。当时，贾谊年仅二十余岁，是最年少的博士官。但每次皇帝下令议论朝政，诸老先生未能言，贾谊已经全部对答。他不仅反应敏捷，而且分析周到，得到大家的赞同，贾谊因此在官学诸生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也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当年就被提拔为太中大夫（千石，掌顾问应对）。他博学多才，应对敏捷。就是凭着这种才学，他能够敏锐地抓住历史转变的大势，及时提出调整治国方针、改革制度，为西汉王朝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贾谊曾向文帝提出过完备汉代制度的建议：“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并且曾经“草具其仪”，拟定出一整套改造的方案。^[1]贾谊的著作，现存《新书》十卷五十八篇。从《新书》的内容来看，贾谊对秦二世而亡做了深入的检讨，对汉初所面临的诸侯国问题、制度疏阔问题、礼乐不完备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提出解决的方案，而在军事问题上，贾谊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无建树。

文帝于是拟予贾谊以公卿之位，但是遭到一些元老重臣的反对，他们说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2]。“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贾谊也无法摆脱人才易遭嫉妒的这个通则。于是，在这种沉闷压抑的政治氛围之下，贾谊被逐出中枢机要核心圈，从京都外放，出任长沙王太傅。贾谊到长沙后，常感到怨愤和悲伤，作有《离骚赋》和《鵩鸟赋》以自喻。后来文帝思念贾谊，将其召回长安，但还是未能将贾谊拔擢到枢机任职，转了一圈，只是将贾谊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的太傅。后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不久也悲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实可谓“千古文章未尽才”。贾谊先后多次上疏陈治安之道，后人汇编为《新书》。班固著《汉书》，概括、删削贾谊的一些上疏而成《治安策》。

贾谊首先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历史任务进行了分析。西汉建国已经二十余年，战争状态早已结束，战争创伤在政治上的恢复也基本完成，所谓“天下和洽”。但这个和洽不是指天下已太平，贾谊不同意有人所说的天下太平，他说：“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3]贾谊认为当时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他认为当时既不太平，也不是治世。某些人粉饰太平，意在苟且偷安。国家面临的问题，关键就是迷失了方向，本末倒置，制度紊乱。那他为什么要说“天下和洽”呢？原来他把“取天下”和“治天下”做了一个区分：“‘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为功，始治天下为德。”^[4]从取天下的角度看，西汉王朝已经达到了有功，但是“取而未治”。当前的问题是，必须尽快结束“取天下”的思维，开始“治天下”的过程。取天下者是高祖刘邦，而“始治天下者”尚未有其人。“治天下”一点也不比“取天下”容易，必须是圣人才能担当始治天下的大任。这与他之前的陆贾观点是相一致的：“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逆取顺守”，方为“文武之道”，可确保“长治久安”。从贾谊的上疏等文献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贾谊是把西汉“始治天下”的圣王的出现，寄托在文帝身上的。

改正朔，易服色制度，是体现从“取天下”到“治天下”转变的象征性措施。具体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转变？西汉王朝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贾谊从历史到理论，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论证。在这个论证过程中，贾谊对暴力与战争的基本立场与态度跃然纸上，鲜明而坚定。

从历史教训的角度，贾谊著有《过秦论》。他分析，秦在取天下的过程中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诡诈之术，打败了声势浩大的合纵抗秦联军，建立了统一政权。由此可见，贾谊对顺应历史潮流前进的军事行动，并不一概排斥，全盘否定，这是对孔子所倡导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5]“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6]主张的一脉相承。但是，贾谊认为秦朝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转变国策，在守天下的时期，仍然依靠严刑酷法和暴力手段来维持统治，以为刀把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懂得运用道德教化来改造社会，稳定政权。贾谊的结论是，秦统一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7]。攻守异势，是贾谊从秦之兴亡历史中总结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也是贾谊视武力既有用又不宜依赖的真实心态。这是对刘邦时期陆贾所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治国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统治理论的探讨，都是为了落实到治国方略，为了解决西汉王朝的发展方向问题。贾谊对社会现实的估计很严峻，认为西汉建立后基本上承袭了秦的背理伤道。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将其对时局的概括归纳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要改变这种状况，依据以上历史的和理论的分析，贾谊主张“以礼义治之”，即以礼治国。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依礼而立，以维护社会不同阶层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当然，礼不仅仅是为臣下和百姓设立的，越是处于上位的人，就越有义务守礼，有义务做百姓的榜样，有义务满足百姓的要求。教化必须是自上而下的，首先从太子教育抓起。君主对待大臣应该“设廉耻礼义以遇之”，目标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百姓，必须坚持教化，用礼义廉耻取代利欲邪俗。“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8]只有建立稳定持久的礼乐制度，才能“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最终达到天下太平的理想世界。

贾谊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论证中，提出了切合时宜的治国方略，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规划了方向。这些策略概括起来，就是如何解决诸侯王问题、匈奴威胁问题以及彻底扭转社会风气，这中间，像解决诸侯王尾大不掉问题，解决匈奴威胁问题，既是政治命题，也是军事命题。(www.daowen.com)

贾谊的兵学观念其实比较单纯，其出发点与归宿都建立在“民本”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自秦汉以降，“民本”始终是历代大儒的重要理论命题之一，“重民爱民”始终是历代王朝名义上或实际上的基本政治原则之一。这中间，贾谊的论述颇具有代表性意义。贾谊反复强调在政治上以民为本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他在《新书·大政》中明确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正因为民是一切之“本”，所以“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指出，判断君主的“愚”“智”，标准不是别的，就在于其对待普通民众的态度，“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9]。由此贾谊将统治者的命运与民众的安危祸福联系在了一起：“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10]

正是因为“民无不为本”，所以，战争胜负，完全取决于民众的人心向背，所谓“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故其民之为其上也，接敌而喜，进而不可止，敌人必骇，战由此胜也。夫民之于其上也，接而惧，必走去，战由此败也”^[11]。这种建立在儒家“民本”观基础上的战争制胜论，其实就是孟子战争理念的汉代翻版，是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12]的另一种方式的表述，呈示的是历代儒家在兵学观念上的共性立场。

贾谊这种“民本”兵学观，也体现在具体的军事对策上。例如，在解决匈奴问题上，贾谊主张施行“三表”与“五饵”之策略。这里的“三表”，指的是“天子之信”“天子之爱”与“天子之好”，即在与匈奴交往时，要通过朝廷的诚信、慈爱与友好去感化对手，争取其归顺。至于“五饵”，则类似于先秦兵书《六韬》中的“文伐”做法，即，运用各种利诱手段，腐蚀与笼络匈奴贵族，诱使他们消磨斗志，丧失意愿，从而阻止匈奴南下，实现汉匈之间的和平与稳定。

贾谊的兵学观及其相关策略手段，在原则上，肯定是高尚与正确的，像“伯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13]这样的论调，怎么可能会有错误？绝对的政治正确！绝对是合乎道德与逻辑的不刊之论！但是，多少显得有些宽泛、迂阔和天真，它是否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具体贯彻与实际落实，还必须打上大大的问号。司马迁尝云：“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14]坐而论道，兵学思想缺乏可行性与执行力，这也许是不少儒学思想家的通病，贾谊也在所难免。换言之，贾谊的兵学观念在两汉儒家中是有典范性质的，是具有普遍共性的意义的。这种腔调，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嘴里还将再度泛滥。

正是因为贾谊的政论及其所蕴含的兵学思想具有高度的政治正确，但是又缺乏践行功能这样的基本属性，所以，后世对其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在刘向眼里，贾谊是“仰之弥高”的对象：“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但是，班固的看法却大不一样，在他看来，贾谊的观点粗疏而不敷实用：“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15]总而言之，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贾谊的兵学观，作为抽象的理念，能够超越时空，永葆其价值，但若为具体的方略，则说教成分过多，难免空想虚幻之讥。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尽管由于形格势禁，文帝未能把贾谊的改革蓝图及时落实，但对于贾谊的改革理念，却是相当认同的，也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落实的时机。待权力全面巩固后，“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16]，部分解决了诸侯王问题。又以秦之暴政酷刑为镜鉴，躬行节俭，废除酷刑，多次减免赋役，分利与民，所以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评论道：“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