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不过短短4年（前206—前202）的楚汉战争，上演了中国战争史上最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一幕战争活剧。而这场战争活剧起承转合的关键，则在于作为“画策臣”和“帝王师”的张良，能够站在战争全局的高度运筹帷幄，贡献出了《下邑对》《荥阳对》等环环相扣的奇谋良策，使汉王刘邦数次绝处逢生，最终战胜“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王朝——汉朝。

项羽在分封诸侯后，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于是率军东归，踌躇满志地回到彭城，做起了楚霸王号令天下的美梦。实际上，由于分封不均，从此诸侯间的割据战争此起彼伏。尤其是被分封为汉王的刘邦，因未如约据有关中之地，更是心怀不满，时刻谋划着推翻项羽，夺取天下。

分封之初，刘邦听从谋士萧何的建议，忍气吞声前往汉中。到了汉中后，他又根据韩信《汉中对》的战略谋划，在韩信、萧何的辅佐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于汉高祖元年（前206），乘项羽东归、人心思汉之机，立即发动战略反攻，一举还定三秦，收复了全部关中地区，从而为日后与项羽逐鹿天下奠定了基础。

夺取关中后，刘邦又趁项羽陷于北上伐齐之机，完成了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汉高祖二年（前205）四月，刘邦统率诸侯兵号称56万人讨伐项羽，正式拉开了楚汉战争战略决战的帷幕。汉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举攻克楚都彭城，取得伐楚战争的第一次大胜利。然而在袭占彭城之后，刘邦满足于表面的胜利，置酒作乐，疏于戒备。平叛在外的项羽立即亲率3万精锐骑兵回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自西、南两个方向，绕至汉军侧后，切断汉军归路，然后自西向东猛攻，与汉军战于彭城郊外，并速战速决，大败刘邦，歼灭汉军达20余万之众。战局的发展急转直下。

四月下旬，溃不成军的刘邦只带了数十名随从侥幸逃出重围，惊魂未定地向荥阳撤退。溃退到下邑时，面对前所未有的挫败，“下马踞鞍而问”，急切地向张良讨教转危为安的方略。

张良是秦汉之际一位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太史公司马迁在其《史记》中，曾以其浪漫笔法记载了一个“圯桥授书”的故事，说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张良雇人刺杀秦始皇失败后流亡于下邳期间，遇到了一位号称“黄石公”的圯上老人，这位个性鲜明而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人，以其特有的古怪方式对张良反复考察，认为张良“孺子可教”，于是把一本名为《太公兵法》的书“授”给张良，并告诫张良：“读此可为帝王师。”过了10年，到公元前209年，陈涉、吴广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率应征戍边的数百士卒举起反秦义旗，张良也聚众响应，在下邳遇到汉高祖刘邦后，从此追随汉高祖，成为汉高祖最重要的谋臣。

自追随刘邦之后，在刘邦夺取天下的各个阶段，每每危难之际，张良都能以其聪明才智贡献出高明的谋划和奇计妙策，扭转乾坤，助刘邦的事业转危为安，走向胜利的坦途：在秦末农民起义斗争处于低潮时，张良力劝刘邦避开秦军主力，绕道南阳、蓝田，捷足先登，先入关中；当项羽挟战胜章邯等秦军主力之余威西进至霸上（今陕西西安东），部署军队进攻，刘邦面临覆亡的危险时，张良献计让刘邦卑辞求和，骗过项羽，从而化解鸿门宴上的危机，让刘邦逃过灭顶之灾；在刘邦闷闷不乐前往巴蜀时，张良一方面力劝刘邦烧毁栈道，以示无东进之意，从而麻痹项羽，并借暂栖巴蜀之机，暗中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又劝项羽不要防备刘邦，而将在齐地发动反楚战争的田荣作为最大的威胁；当刘邦“暗度陈仓”，夺取关中时，张良写信给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使项羽未能解决野心最大、心计最深的刘邦。

此次刘邦彭城惨败，形势危若累卵时，张良向刘邦奉献了著名的《下邑对》。

《下邑对》的核心，是提出了楚汉战争的战略方针，即正面坚持、敌后扰敌与南北两翼牵制，进而逐步夺取战略主动权，转变楚强汉弱的形势，最后战胜项羽。具体来说：

一是正面坚守，与敌周旋。张良认为，鉴于彭城之战的失利和汉弱楚强的实际，刘邦集团必须适时改变战略方针，转攻为守，积极防御，以挫败项羽速战速决的企图。为此，在正面战场，必须以荥阳为战略防线的主轴，利用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的优越地形，分兵把守险要，依托豫西丘陵山地，布置防御工事，拒项羽于汜水以东的黄河平原上，阻止楚军西进，屏蔽河南西部，确保关中安全。进而以关中为大后方，利用其人力、物力，以支持战略相持阶段的持久消耗战。

二是利用矛盾，分化瓦解项羽集团，支持彭越进行敌后袭扰。九江王英布是项羽手下最具智勇而且善用兵的大将，勇冠三军。他原为项梁部属，项梁阵亡后归项羽指挥，在巨鹿之战中，战功“为众军之最”，颇受项羽的器重，是项羽最强大、最重要的盟友。而且，英布的封地地处淮南，据六安及寿春附近地区，是项羽大军主要的粮食供应基地。此外，彭城之战后，九江王英布还是诸侯中唯一没有叛楚的强大势力。可见，英布的向背足以影响楚汉战争的全局。只要策反了英布，就可以孤立项羽的势力，切断项羽的“左臂”，使其侧背暴露，不敢全力进攻刘邦，甚至还势必导致项羽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对付英布。

彭越是楚汉战争中的另一位枭雄。他的资历很老，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爆发前，他就在山东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县北）聚众“为盗”。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爆发后，他率众响应起义，并跟随刘邦多次出战，此后一直转战梁地一带。项羽入关后，大封诸侯，彭越虽拥有数万之众，却因为不是项羽的亲信而未受片土之封，心中愤懑，于是接受反楚的齐王田荣的任命，率部攻楚。刘邦率“五路诸侯兵”偷袭彭城时，彭越又率3万余人加入讨伐项羽的阵营，被刘邦任命为魏国相，负责攻掠梁地。彭城之战刘邦惨败后，彭越率部退到河上（今属河南滑县），观望形势。应该说，彭越既有实力，又善用兵，其根据地还处于项羽的后方，可以作为游兵，予项羽以重大打击，实为项羽心腹之患。尤其是，彭越曾多次与项羽为敌，与项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与刘邦则有故旧关系以及联合抗击项羽的经历。因此，鼓动和支持彭越，使其在项羽的后方大肆骚扰楚军，既是可行的，又对于整个楚汉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刘邦只要得到彭越之助，势必使项羽后方不宁，疲于奔命，无法专力进攻汉军。

三是倚重韩信，开辟北方战场。韩信是整个楚汉战争中身系天下安危的名将。他智勇双全，作战指挥灵活机动，曾向刘邦奉献过著名的《汉中对》，提出了“还定三秦，东向争雄”的战略谋划，并辅佐刘邦顺利实现了这一战略目标。应该说，汉王刘邦手下虽猛将如云，但论才能谋略，没有一个可以与韩信相比。所以张良在《下邑对》中强调：“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47]这等于提醒刘邦，要取得反楚战争的最后胜利，最为关键的是要重用韩信，只有调动韩信的积极性，发挥其聪明才智和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让其在战略上独当一面，才能真正转变被动的战略态势。

四是精心运筹，区分先后缓急。秦末以来，群雄纷起，豪杰并立，拥兵割地者不计其数。尤其是彭城惨败后，刘邦一路溃退，原来的反楚联盟土崩瓦解，各路诸侯纷纷叛汉归楚。在这样的形势下，张良独具慧眼，认为争取和重用英布、彭越、韩信这三大势力，做到奇正相生，正面坚持与侧翼袭扰相结合，是夺取战略主动权并最后战胜项羽的关键。张良进而提出，在韩信、英布、彭越三人之中，最迫切的工作是必须先争取英布和彭越，所谓“此两人可急使”。^[48]张良的这一见解是非常高明的，因为：第一，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争取时间，迅速策反英布，拉拢彭越，让英布在南方牵制项羽，让彭越在敌后骚扰项羽，才能确保正面战场荥阳、成皋防线稳定，否则，仅靠刘邦的力量，很难抵挡项羽的正面进攻，而一旦荥阳、成皋防线失守，必然导致全面崩溃；第二，英布、彭越的战略牵制除了可以保证稳定正面战场荥阳防线外，还可以使项羽主力陷于东方战场，为汉军后续的战略部署和战略行动的展开提供条件，确保韩信有机会开辟北方战场，并集中力量逐一歼灭黄河以北的魏、代、赵、燕、齐等割据势力，向楚军侧后发展，威胁楚军侧背，孤立楚军，进而完成大迂回的战略包围，彻底陷楚军于被动境地。

刘邦退据荥阳后，一方面收拾彭城战后之残局，稳定诸侯叛离的危势；另一方面按照张良《下邑对》提出的策略，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和部署。

其一，坚守战略正面。为遏制项羽的进攻态势，挫败项羽欲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刘邦集团的战略企图，刘邦迅速召集残部，亲自率军在荥阳、成皋、广武一线艰苦支撑。他接受郦食其守敖仓（在今河南荥阳东北敖山上，山上有城，东北临汴水，秦时在城中筑仓储粮，因名敖仓）之粟的建议，修筑甬道以连接敖仓、荥阳与黄河，取敖仓的粮食储备为军粮，利用荥阳一带的丘陵地形和敖仓丰足的粮食储备，屯重兵于成皋、巩县（今河南巩义）、洛阳一线，形成多层次的防御体系，以迎击楚军的正面进攻，将项羽的主力遏制在荥阳一带。为确保正面抗击项羽，与项羽长期抗衡，在荥阳防线初步稳定后，刘邦又亲自率樊哙、周勃等回关中镇压反叛势力，部署关中部队防守各要塞，以确保关中根据地的安全。此外，刘邦还特意派萧何镇守关中，巩固后方，整顿内政，发展生产，使关中能够为荥阳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和兵员。结果，虽然项羽大军不断猛烈攻击，正面战场处境困难，荥阳、成皋几经易手，形势经常不利于汉军，但有关中根据地兵员、物力源源不断的补充，以及敌后战场与北方战场的积极策应配合，刘邦终于守住了荥阳一线。这对实现既定的正面坚守、侧翼包围的战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其二，策反九江王英布，瓦解项羽集团。张良于四月下旬提出《下邑对》后，刘邦立即派随何率20人南使九江，并嘱咐随何：“公能说九江王布使举兵畔楚，项王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49]随何不负刘邦重托，克服重重困难，于五月初带着刘邦的书信到了九江。得到面见英布的机会后，随何以楚汉强弱之形势，从去之利弊得失，以及扩大九江封地为劝诱，终于说服英布背楚归汉，“起兵而攻楚”，^[50]进攻项羽的侧背，这样就切断了项羽的“左臂”，迫使项羽暂缓对荥阳的正面进攻，抽出生力军南征，他的两员大将项声、龙且率军与英布大战数月之久。英布失败后，干脆率军投降了刘邦，转战于成皋和南阳一带，成为在侧翼牵制项羽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三，鼓动和支持彭越，开辟敌后战场。彭越处于项羽的右侧背，此前曾配合刘邦反楚。彭城之战后，刘邦立即派人以梁地为诱饵，鼓动彭越以“游兵击楚”，^[51]继续袭击、骚扰项羽的后方，以调动楚军，使项羽疲于奔命，从而配合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在项羽发动对荥阳的第一次进攻时，彭越率军千里跃进，绕到彭城东南的下邳，击败留守彭城的楚将，造成威逼彭城之势，迫项羽撤荥阳之围，回救彭城。当项羽在正面战场发动第二次进攻，一度攻克荥阳、成皋之时，彭越又率军袭击梁地，断绝了荥阳前线楚军的后勤供应，逼迫项羽第二次回师，从而予刘邦以喘息之机。在项羽第三次围攻荥阳、成皋时，彭越又乘机在东方攻城略地，控制梁地，使项羽处于前后夹击之中。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棋，是按照张良的建议真正重用韩信，拜韩信为左丞相，令其率兵北上“当一面”，开辟北方战场，以减轻荥阳、成皋一线的压力。韩信不负厚望，集中力量逐一歼灭黄河以北的魏、代、赵、燕、楚和东面的齐等割据势力，向楚军侧后发展，威胁楚军侧背，切断楚军的粮道，进而指挥汉军大举出击。

以上部署，体现了依托关中，正面相持，南翼牵制，北翼进攻，以及敌后扰敌与间谋攻心战相结合的对楚作战的全面方针。于是，在西起荥阳，东到彭城，南起九江，北至燕、代的广大的地域，刘项双方展开了中国战争史上空前壮观的战争。

但刘邦在执行既定战略的过程中，曾一度发生动摇，尤其是汉高祖三年（前204），项羽大举进攻荥阳，数次袭击破坏汉军运粮之甬道，荥阳、成皋也几度易手。虽然其间彭越不断进行敌后袭扰，逼得项羽两次回军，但正面战场危机频频。到了十二月，荥阳仍处于项羽的包围之中，战局仍然处于胶着状态。在这战略相持的关键时刻，谋士郦食其向焦头烂额的刘邦提出了一个建议：分封和扶植六国的后人，让项羽多面树敌，以削弱楚军，使刘邦取代项羽成为天下霸主。刘邦本来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派人铸刻印玺，准备实行分封。恰巧张良前来，刘邦很得意地讲了这个计策，并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一听就急了，认为这是个馊主意，张良说：“陛下事去矣！”^[52]为了给刘邦讲清其中道理，张良于匆忙之中借用刘邦吃饭的筷子作为算筹进行分析，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荥阳对》。

张良认为，分封六国后裔有“八不可”。这“八不可”，既源于刘邦和项羽双方实力对比的悬殊，又因为时异势异。更重要的是，一旦分封，势必动摇军心，导致自己集团的瓦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53]换言之，分封六国后裔完全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其结果不但不能削弱楚军，反而会使自己内部人心不稳，并树立更多的与汉争天下的敌人，所谓“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也就是说，灭楚统一天下的事业必然难以实现！刘邦听了张良《荥阳对》的分析，猛然省悟，正在吃的饭几乎要喷出来，并大骂郦食其是个毫无见识的儒生，差一点坏了自己的大事，然后立即下令，将刻铸好准备分封六国后裔的印玺销毁。

《荥阳对》的高明之处，在于敏锐地指出了分封之策在现实中既不可行，又遗患无穷，也完全违背了既定的战略方针，更与既定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张良《荥阳对》合情合理的战略分析，促使刘邦在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能够坚持既定的战略方针，从而正兵与奇兵交替使用，互为协同，巧妙策应，以主力抗衡敌之主力，以偏师打开战场局面。结果，项羽发动的多次的正面进攻和围困几乎一无所获，而刘邦则开辟了多个战场，使楚军陷入多面作战的困境，顾此而失彼。待韩信破齐之后，项羽已经进退不得，只好与刘邦议和，双方遂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至此，战略主动权已经完全转移到刘邦之手。

公元前202年十月，鸿沟划界刚一结束，张良又劝刘邦把握战略反攻的契机，趁项羽在议和后率军东归之际，适时发起战略反攻。刘邦听从张良建议，指挥汉军对楚军实施战略追击，穷追猛打，并于当年十一月，令韩信统一指挥数量占优势的兵力，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南）与项羽进行战略决战，予项羽以致命一击。经此一役，楚军主力遭汉军包围聚歼，曾经不可一世的项羽也自刎乌江（今安徽和县）。至此，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次年二月，刘邦在洛阳正式称帝，建立汉朝，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

弱小的刘邦之所以战胜强大的项羽，除了政治上注重争取人心和团结内部外，军事上的胜算主要在于对战略全局的适当处置，作战指挥的高明正确，也即善于行“权谋”，而这些“智”，主要来自张良。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盛赞张良“运筹神算”，并感叹：“高祖离（遭遇）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54]而刘邦在夺取全国统治权后论功行赏时也承认：“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55]称赞张良为“三杰”之一，论为首功，并在称帝后仍称子房，而不像对萧何、韩信那样直呼其名，以示对这位“画策臣”“帝王师”的由衷尊重。

张良的功名事业将黄老兵学的精髓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司马迁说，他原以为张良是个伟丈夫，及至见到张良的画像，才知道其“状貌如妇人好女”^[56]，足见张良身上道家恬淡而外示柔弱的气质。宋代大哲学家朱熹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也明确地讲：“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术，其处己、谋人皆是。”^[57]又说，“子房全是黄老”，能将老子隐忍待机、柔弱胜刚强的理论在实践中发挥到极致：“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学。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它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次如此，高祖之业成矣。”^[58]总之，作为秦汉之际一位看似闲云野鹤的人物，黄老式的张良实则更是一位擅长战略谋划，深通进退之道的哲人。

【注释】

[1]吕思勉：《经子解题》，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第234页。

[2]《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3]《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

[4]《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5]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6]《吕氏春秋集释》卷七《禁塞》。

[7]《吕氏春秋集释》卷七《荡兵》。

[8]《吕氏春秋集释》卷七《禁塞》。

[9]《吕氏春秋集释》卷七《振乱》。

[10]《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九《上德》。

[11]《吕氏春秋集释》卷九《顺民》。

[12]《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九《适威》。

[13]《吕氏春秋集释》卷九《精通》。

[14]《吕氏春秋集释》卷七《怀宠》。

[15]《吕氏春秋集释》卷八《论威》。

[16]《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五《不广》。(www.daowen.com)

[17]《吕氏春秋集释》卷八《简选》。

[18]［古罗马］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著，袁坚译：《兵法简述》，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19]《吕氏春秋集释》卷八《简选》。

[20]《吕氏春秋集释》卷十六《察微》。

[21]《吕氏春秋集释》卷八《论威》。

[22]《吕氏春秋集释》卷八《决胜》。

[23]《吕氏春秋集释》卷二十《召类》。

[24]《吕氏春秋集释》卷八《决胜》。

[25]《吕氏春秋集释》卷十四《长攻》。

[26]《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五《贵因》。

[27]《吕氏春秋集释》卷二十一《贵卒》。

[28]《吕氏春秋集释》卷八《论威》。

[29]《吕氏春秋集释》卷八《决胜》。

[30]《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31]《孙子兵法新注·九地篇》。

[32]霍印章：《秦代军事史》，第190页。

[33]《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34]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高帝五年，中华书局，1956年。

[35]《孙子兵法新注·九地篇》。

[36]《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37]《孙子兵法新注·计篇》。

[38]《孙子兵法新注·九地篇》。

[39]《六韬》卷二《武韬·发启》。

[40]《孙子兵法新注·军争篇》。

[41]《阵纪注释》卷一《赏罚》。

[42]［德］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87、179、246页。

[43]［法］安德烈·博福尔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战略入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页。

[44]［英］富勒著，绽旭译，周驰校：《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45]［英］富勒著，周德等译：《装甲战》，第53页。

[46]《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47]《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48]《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49]《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50]《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

[51]《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52]《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53]《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54]《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5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56]《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57]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历代二》，中华书局，1986年。

[58]《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老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