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其中又以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两大集团实力最强，他们为争夺全国统治权，实现天下统一，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拉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的帷幕。

早在楚汉战争前，刘邦集团和项羽集团围绕全国统治权的问题就进行过斗争。项羽率军北上与秦朝主力殊死搏斗之际，刘邦乘机率先破秦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按照楚怀王当初与诸将的约定——“先入关者王之”，刘邦理应如约为关中王，而刘邦自己也已经以关中王自居，他身边的谋士们曾一边安定关中社会秩序，一边为刘邦“王天下”、建立政权做着各种准备。但项羽挟击破秦朝主力的战功，耻于让刘邦钻了空子，得到先入关中的名声，所以决不容刘邦居于关中，将在关中享有民望，且最有夺天下野心的刘邦分封于巴蜀、汉中为汉王，还将关中一分为三，让秦朝的三个降将在关中做诸侯王，以监视、牵制刘邦的势力。刘邦鉴于项羽强大的军事实力，只好在“鸿门宴”上卑辞谢罪，承认项羽的天下霸主地位，被迫忍气吞声离开关中，前往巴蜀。

但是，刘邦集团并不甘心于困居巴蜀，暂时的退让是为了以屈求伸，等待时机成熟，“还定三秦”，再图天下。而项羽集团政策失误和战略上的麻痹，则给刘邦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项羽在刘邦低头后，错误地认为最有实力与他争夺天下统治权的刘邦已真心臣服，不再具有威胁，所以他在分封后即弃关中而东归，定都于彭城。但分封政策无疑瓦解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同时，分封的不公又造成了他与其他诸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信适时地向刘邦进献了千古名对——《汉中对》。

《汉中对》的逻辑起点，是汉军大将韩信出于转化楚汉双方战略优劣态势，帮助刘邦摆脱被动，争取战争主动权的现实需要。当时，项羽身为霸主，政由己出，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具有压倒性优势。《汉中对》就是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不利中发现有利，从被动中寻找主动，为刘邦指明发展的方向，奠定以弱胜强，夺取天下，完成统一的基础。

《汉中对》作为成功的战略决策，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其高明之处。

第一，对双方战略条件进行综合比较，在此基础上正确预测了楚汉战争的前景。“知彼知己”，正确判断战争形势，是正确制定战略方针的前提。《汉中对》的高明，首先是韩信对整个形势以及发展趋势的正确分析判断和把握。韩信既看到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肯定项羽在诸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如骁勇善战、地盘广大、宽厚待下等等，同时也从项羽貌似强大的表象中发现其致命的弱点：其一，他刚愎自用，不能识拔和放手任用人才，而只凭一己之勇；其二，排斥异己，任人唯亲，“以亲爱王”，结果导致诸侯不平；其三，缺乏战略远见，自动放弃关中形胜之地；其四，不讲信用，加之诛杀无度，残暴酷虐，“所过无不残灭”，予天下人以暴君的形象，失去了民心。所以项羽只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他表面上虽强大，但随着时间推移，必然会由强转弱，因而要想击灭他并不困难。在“知彼”的同时，韩信也能“知己”，指出刘邦势力虽暂弱小，却拥有雄厚的资本，入关后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赢得了民心归附，而未能如约王关中，被项羽赶到汉中一事，反而使刘邦获得了广泛的同情。这就为最终战胜项羽提供了可靠保证。通过这样的比较，韩信预见到刘邦由弱转强，夺取天下的乐观前景：“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33]从而为处于逆境中的刘邦树立起必胜的信心。这充分显示了韩信洞察大局、高屋建瓴、见微知著的战略预见能力，同时也为他进一步正确选择战略主攻方向提供了可能。(www.daowen.com)

第二，正确选择主要战略方向，夺取战略前进基地，为赢得楚汉战争胜利创造充分的条件。要确保战略进攻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之一在于正确选择主要攻击方向，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从而达到乘隙捣虚的效果，实现战略目标。这是指导战争活动的通则，更是决定战略进攻成功的关键。《汉中对》注意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因而明确提出夺取关中、还定三秦应为刘邦首要的战略主攻方向。应该说，这一战略选择是十分明智和完全正确的。因为从兵要地理形势考察，关中地区地理条件优越，它作为四塞之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有变，顺流而下”。^[34]其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一旦拥有，可获得极大的对敌战略主动，并为日后伺机东进、并吞天下创造积极的态势。由此可见，在战略方向选择上，韩信深谙用兵之道。

第三，及时把握战略进攻的时机，迅速开展军事行动，使还定三秦的战略目标尽快得以实现。只有把握进攻时机，才能出敌意外，给敌人以猝不及防的打击，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所谓捕捉战机，就是指战争指导者要在全面掌握敌我情况的基础上，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一旦有机可乘，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进攻行动。用《孙子》的话说，就是“敌人开阖，必亟入之”，从而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暇抵抗，完全丧失主动，所谓“后如脱兔，敌不及拒”。^[35]为此，《汉中对》指出了刘邦集团在战略进攻时机把握上应注意的几个关键环节：一是针对当时项羽后院起火，自顾不暇，无力西向的有利条件，抓住时机，拉开楚汉战略决战的帷幕；二是根据关中三位降王（章邯、司马欣、董翳）众叛亲离、丧失民心的具体情况，立足于刘邦政治威望高，受关中百姓拥戴的优势，及时把握东进的时机，展开战略进攻；三是针对刘邦部众“思东归”的心理，巧妙加以利用，使坏事转化为好事，振作士气，鼓舞斗志；四是利用汉军明烧栈道造成的无意东进的假象，在项羽放松警惕、戒备疏懈时，把握“还定三秦”的战略时机。这表明，《汉中对》对战略进攻时机的把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第四，高屋建瓴地提出实施战略进攻的原则性手段，以确保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在确定了战略目标后，还要提出并执行一定的方法、手段，以循序渐进地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这是战略决策构筑过程中的必要步骤，也是整个战略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汉中对》为刘邦进献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手段：“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36]即一是广泛招揽贤能，放手使用人才，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凭借武力打击并最终消灭项羽集团；二是利用封赏这个有力的杠杆，调动将士杀敌制胜的积极性，驱使他们为赢得战争胜利而效命疆场；三是掌握和利用部队士气，充分发挥部队的战斗潜能，战胜攻取，以弱胜强。这是韩信对战略手段的高度归纳和概括，也是赢得统一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信在运用战略手段问题上，十分重视精神因素在夺取战略主动权，赢得战争最后胜利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古代兵家都认为军队的精神风貌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胜负首先取决于“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37]，强调“上下同欲者胜”，“修道而保法”，做到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内部团结。而战争指导者要鼓舞斗志，振奋士气，在于能够在精神的层面上，让士卒们置身于无路可退的绝境，使其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奋不顾身，死不旋踵：“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这就是所谓的“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38]即便是古代兵家所津津乐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39]，其成功的要诀也首先是精神上对敌手的彻底碾压，使对手完全丧失抵抗的意志，放弃任何侥幸心理，束手就擒，自甘失败，所谓“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40]。而我方则胜券在握，无往而不胜，“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41]，真正进入用兵的理想境界。

在西方军事学家的心目中，军事力量的最核心要素，同样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精神层面的。一支军队战斗意志坚强与否，精神风貌是激扬高昂还是萎靡不振，直接关系到战斗力的高下，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归属。克劳塞维茨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论述，他说：“斗争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不言而喻，在这里不能忽视精神力量，因为正是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因此，使敌人精神力量遭受损失也是摧毁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42]法国杰出军事学家博福尔在《战略入门》一书中也说：“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创造，继而利用一种情况使敌人的精神大大崩溃，足以使它接受我们想要强加于它的条件。”^[43]富勒在《战争指导》中则引用《战斗的研究》一书，指出：“在战斗中，不仅是两支物质力量相冲突，更重要的是两支精神力量相冲突……只要他有决心前进，有精神上的优势，虽然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威力相等，甚或比对方较差，他也能赢得胜利。”^[44]为此，富勒一再强调，军事胜利的标志，乃是在精神上彻底击垮对手，而非其他：“战略的目的是以武力而不是以文字来维护一种政治主张。这通常以作战来实现，其真正的目的不是摧毁物质力量，而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45]韩信早在2000余年前的《汉中对》中就已认真关注，并充分阐述了精神因素与克敌制胜之间的辩证关系、能动作用，真可谓是独具慧眼，卓荦不凡！

总之，举凡战略条件的分析、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时机的把握、战略手段的运用，《汉中对》都作出了全面辩证的阐述。这一分析，洞察天下形势，比较了楚汉双方的情况，不仅合乎当时的战争形势，而且也规划了汉王争夺天下、完成统一的战略活动，既有预见性，又具备现实性、可操作性，能满足当时战争活动的需要，因此刘邦欣然采纳：“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46]果然，不出韩信所料，项羽东归不久，田荣于山东起兵反楚，陈余于河北，彭越于梁地也起而叛楚。项羽后院起火，到处奔波灭火不暇，陷入了战略被动。而刘邦则遵循着韩信《汉中对》提出的既定战略，乘机部署军队暗出陈仓，迅速平定三秦，夺取关中形胜之地，为“争权天下”取得了战略前进基地，并为最终战胜项羽，完成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