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兵学思想，其荦荦大端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提倡“义战”为基本特色的战争观念。该书作者对战争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对战争的必要性也予以充分的肯定，反对在战争问题上天真的“偃兵”“非攻”“救守”之说。认为如果不加区别，一厢情愿强调所谓“非攻”“去战”，其结果乃“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是“长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属于“大乱天下”，其实质就是“守无道而救不义”。^[6]

因此，在关于战争的基本立场上，作者提出了“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的核心观点。在作者看来，战争是与人类社会的产生俱来的，是人之天性使然：“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换言之，战争自古以来都是“不可禁，不可止”^[7]。按作者的观点，问题不在于战争的有无，而在于战争的性质，不义之战需要否定，正义之战则要大力提倡，充分肯定：“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8]在大乱之世，更应该大兴“义兵”，“攻无道而伐不义”，使“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从而平定战乱，实现国家的统一，使得天下之人“长有道而息无道”，安居乐业，“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9]。在《吕氏春秋》的作者看来，“仁义之兵”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

第二，以崇德与尚力为宗旨的战争指导原则。《吕氏春秋》的作者在战争指导上提倡以德为主、以力为辅，主张尚德顺民，做到以德服人与以力服人的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他们认为，要争胜于天下，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必先“自胜”，而“自胜”的关键，则在于“行德爱人”“先顺民心”：“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10]“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11]

因此，战争指导者要体恤民情，顺应民意，“务除其灾，思致其福”^[12]，攻伐敌国，也要努力做到“以爱利民为心”^[13]，“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收到“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14]的效果。在经国治军上，作者强调不能专持威势和刑赏两柄，要用德、义教化士民，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树立全军上下共同一致的“生死荣辱之道”，形成“三军一心”的所向无敌之力量：“先胜之于此，则必胜之于彼”，所谓“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令能无敌者，其兵之于天下也亦无敌矣”^[15]。文武并重，德刑兼施，恩威皆行，刚柔相济，从而战胜而强立，所向而无敌：“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16]

第三，以打造“精兵强将”为中心的军队建设思想。《吕氏春秋》的作者高度重视军队建设问题，强调若要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必须拥有一支战斗力十分强大，对敌人具有碾压之势的军队。这支军队，要将领精，士卒精，武器精，指挥精，能够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其看来，要在战争中把握主动权，夺取胜利，不能单纯依靠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时变”，而唯有士卒之教、将佐之精、兵械之利，加上地形之便，才是真正的“义兵之助”、胜敌之策。换言之，精锐的军队，先进的武器，严格的训练，正确的指挥，这四方面的有机结合，乃是一支强大军队的具体表征：“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因此，必须“简选精良，兵械铦利，令能将将之”^[17]，确保己方牢牢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与西方军事学家的思想十分相似，他们也普遍将军队质量建设作为优先考虑的重点：“战争的胜利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多势众，或者说作战凶猛；只有武艺精湛，熟谙兵法，训练有素，才能确保胜利。……实际上，一支人数较少，但训练有素的队伍在作战时往往更易于夺取胜利，而庞大臃肿、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是注定会大败溃输的。”^[18]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的作者富有深刻而辩证的哲学思维，善于正确认识个别与一般、矛盾特殊性与矛盾普遍性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指出：“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散系系，可以胜人之行陈整齐；锄櫌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今有利剑于此，以刺则不中，以击则不及，与恶剑无择，为是斗因用恶剑则不可。简选精良，兵械铦利，发之则不时，纵之则不当，与恶卒无择，为是战因用恶卒则不可。”^[19](www.daowen.com)

这段论述蕴含极其深刻的哲理，意谓：不能因为偶尔用乌合之众和锄头木棍打了胜仗，就由此否定精兵良将和坚甲利兵的关键作用；更不能因为精兵良将和坚甲利兵由于指挥错误而打了败仗，就主张和倡导用乌合之众和锄头木棍去上阵打仗。这从哲学的层面上讲，就是不能以个别否定一般，拿特殊性抹煞普遍性。应该说，这是具有普遍的思想方法论意义的。

第四，以义、智、勇“三位一体”为特色的作战指导理论。在作战指导方面，《吕氏春秋》的作者强调“知彼知己”，“凡战必悉熟偏备，知彼知己，然后可也”^[20]，主张以“威慑”取胜，“才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服矣”^[21]，致力于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兵不贵胜，而“贵不可胜”。在此基础上，作者重点提倡将义、智、勇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这是作战指导的关键，克敌制胜的“本干”：“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独则上下虚，民解落；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乱内作。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别辨霣坠，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中木则碎。”^[22]

这里的“义”指的是“师出有名”，攻打乱国，不攻打治国，“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所谓“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乱而弗讨，害民莫长焉”^[23]。这就是在选择打击对象上的根本标准，也就是以义征不义的基本原则。如此，在战争中就能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夺取最后的胜利。

这里的“智”，讲的是在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问题，即所谓“知时化”，“知虚实盛衰之变”，其关键在于“贵因”，即因敌制胜。作者认为，“凡兵之胜，敌之失也。胜失之兵，必隐必微，必积必抟。隐则胜阐矣，微则胜显矣；积则胜散矣，抟则胜离矣”，意谓作战取胜，都是利用敌人失误的结果，一旦发现敌人的失误，就要集中兵力，同时隐蔽行动，去战胜分散而暴露弱点之敌，因敌而制胜，这就是“贵因”：“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24]作者还进一步总结了大量的历史经验，认为古往今来的“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25]，指出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是“因水之力”，尧、舜禅让之所以实现，是“因人之心”，汤、武得天下之所以完成，是“因民之欲”，因此“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26]。无论治国还是用兵，关键就在于“因”，既尊重客观规律，又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到两者之间水乳交融，相辅相成。

这里的“勇”，说的是兵贵神速、先发制人的问题。《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力贵突，智贵卒”^[27]，在敌我双方基本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快速与占先手，就会取得作战上的优势地位与战略上的全面主动。因此，用兵打仗，要特别注重快速机动与先发制人，“凡兵欲急疾捷先。……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而要做到这一点，作者认为，必须具有压倒一切、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虽有江河之险则凌之，虽有大山之塞则陷之，并气专精，心无有虑，目无有视，耳无有闻，一诸武而已矣”^[28]。缘此，作者强调要注重平时的勇气养成，激励尚武之风的张扬，益气养勇，以勇胜敌：“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这与先秦兵书《六韬》论将有“五材”，将“勇”置于“五材”之首，实乃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进而认为，在“怯勇无常”的情况下，战争指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掌握和鼓舞士气，有正确的组织指挥，造成一种勇敢战斗的积极态势，这样，在关键的时刻将士们才能真正发挥出最旺盛、最强大的战斗力，摧枯拉朽，碾压一切。不然的话，“军虽大，卒虽多，无益于胜”，甚至有可能“为祸也亦大”。^[29]

综上所述，可知《吕氏春秋》的兵学理论是十分丰富且已构成一定的体系的，可以视为秦代兵学文化建树的集中体现，对后世兵学的发展亦不无重要的影响。但是，《吕氏春秋》的兵学观点在秦代政治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与践行，只停留在理论建构的层面，是一种“书斋兵学”。另外，其书是集体编撰的产物，因此，书中的某些论述难免有抵牾矛盾之处。这些问题，有必要予以指出，从而对其兵学价值得出更为妥帖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