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治军的思想十分丰富，治军的实践非常精彩，它们是我国传统军事文化宝库中弥足珍贵的遗产，而《黄石公三略》中的治军理论，正是这份珍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治军用将思想是《黄石公三略》兵学体系中的主体构成，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体现了两汉兵学的突出成就。归纳起来而言，其主要内涵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军队管理上，主张恩威并重，赏罚必信。这是《黄石公三略》治军理论的基调。一方面它强调将帅要关心爱护部属，时时施恩于广大士卒：“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120]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以一将之力而争取到千万士卒的衷心拥戴，殊死效命。另一方面又要求严明法令，赏罚必信，毫不含糊地树立将帅的权威：“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121]，“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122]，指出只有真正做到“将无还令，赏罚必信”，才能达到“如天如地，乃可御人”的目的，使得一支军队具有无比强大的战斗力：“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123]

《三略》在治军上既讲“蓄恩不倦”，又讲“将无还令”，实际上就是主张恩威并施、文武兼用，将以法治军与以情治军有机地结合起来。然而统观全书，《三略》似更侧重于提倡以情治军，认为通过“推惠施恩”，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达到“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的目的。所谓“兴师之国，务先隆恩……以寡胜众者，恩也……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124]。将“胜可全”的最终原因归结于“隆恩”，可见，《三略》在恩威并用问题上是以“隆恩”为主导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尉缭子》等兵书的看法是有差异的，不能不说是它在治军理论阐发上的独到之处。

第二，在将帅素质培养上，主张为将者必须具备高尚的思想品格和优秀的军事才能。《三略》充分认识到“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的重要性，因而它对为将者的基本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三略》认为，身为将帅，不仅必须具有“与士卒同滋味共安危”的思想品德，起到“以身先人”的表率模范作用，而且还必须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和善于统军作战的军事才能。为此，它提出将帅要具备“十二能”，避免“八患”“三失”，时刻注意“四诫”。

所谓“十二能”，是指将能清（清正廉明），能静（沉着镇静），能平（公平无私），能整（治军严整），能受谏（接受部下规劝），能听讼（明断是非曲直），能纳人（接纳各类人才），能采言（博采各种意见），能知国俗（了解各国风俗），能图山川（掌握山川形势），能表险难（明了地形险阻），能制军权（控制军事权柄）。很明显，前“八能”，是就治军能力而言的，后“四能”，则是就将帅的军事知识和素养而言的。将军事知识和素养单独提出来作为将帅必备的素质，反映时代对将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化要求。(www.daowen.com)

《三略》同时还从反面列举了“八禁忌”和“四明诫”，作为将帅修养所应当注意避免和克服的问题。所谓“八禁忌”及其恶果：一曰“将拒谏，则英雄散”；二曰“策不从，则谋士叛”；三曰“善恶同，则功臣倦”；四曰“专己（独断专行），则下归咎”；五曰“自伐（自我吹嘘夸耀），则下少功”；六曰“信谗，则众离心”；七曰“贪财，则奸不禁”；八曰“内顾（沉湎女色），则士卒淫”。^[125]强调指出，这八件禁忌之事，一旦触犯，就会带来莫大的危害：“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式；有三，则下奔北；有四，则祸及国。”^[126]至于“四明诫”，则是指将帅所应提防的四种致命的缺陷：“无虑”（谋浅虑短），“无勇”（怯懦怕死），“妄动”（轻举妄动），“迁怒”（迁怒于人）。它们给军队所造成的恶果同样十分可怕：“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127]《三略》作者认为一个将帅只有具备了“十二能”，同时又能避免“八禁忌”与“四明诫”，方才是合格的将帅，才可以委以重任。

在此基础上，《三略》对将帅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将帅除了具备军事才能外，还必须拥有政治头脑和历史意识，即必须了解和掌握仁人贤士的智略、君主圣王的谋虑、广大民众的舆论、朝廷官员的意见、国家兴衰的史迹：“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128]这是最高层次的将帅，即既具有政治上的清醒和远见，又具有军事上的卓越才能，是集军事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大战略家。

由此可见，《黄石公三略》关于将帅条件的论述，较之于《孙子》和《吴子》的相关内容，其内涵更加丰富深刻，其标准更高更严。这表明，《三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仍然重视将帅思想品格修养，而且更加注重将帅全面素质的提高。

第三，在将帅的选拔任用上，主张贯彻任人唯贤和“因人而致用”的原则。《三略》认为能否任贤用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天下的安危，“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129]，“所任贤，则敌国震”^[130]，“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131]。为此，在拔擢将帅问题上，它主张“君子急于进贤”，反对任人唯亲，提倡任人唯贤。为了确保选贤任将能够正确实施，它特别强调，一是求贤必须坚持“舍近而取远”的原则，“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132]。理由很简单，在《三略》作者看来，古之圣贤者，往往是远离国君，隐居僻壤，待“时至而动”的“潜名抱道者”，他们不同于那些奸佞不肖之徒惯于以献媚求宠而围绕君主，所以聘请他们往往须经过艰苦细致的明察暗访，甚至由君主不辞辛苦屈尊前去访聘。舍弃近处的奸佞不肖之徒，诚聘千里之外的圣贤，这才是真正的尚贤，也才能成就一番功业。二是求贤必须贯彻“观其所以而致焉”的原则，意谓英明的君主求聘贤士为将帅，必须观察并根据其志向而加以聘用，即对于不同志向的贤士采取不同的求聘方法。例如，“致清白之士，修其礼”，但“不可以爵禄得”；“致节义之士，修其道”，但“不可以威刑胁”^[133]；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不同特点的贤才，使其担任军国要任，为统军驭众、巩固统一各自贡献力量。

对于那些被拔擢到将帅位置上的人才，《黄石公三略》主张君主在任用时应贯彻“因其至情而用之”的原则，从而使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和长处。《三略》把军事人才区分为“智者”“勇者”“贪者”“愚者”四大类，认为这四类人尽管各自的天赋秉性截然不同，但是都有自己的志向，能在军队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134]因此，《三略》主张对这些不同秉性志向的人应当因能授任，“因其至情而用之”，“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以充分发挥他们在战争中独特的作用，认为这乃是“军之微权”，也即将帅任用的高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