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略》直接论述战争问题的文字并不很多，但仍很重要。对有关战争观念的内容，诸如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对战争目的和性质的分析，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民众的关系，战争与天时、地利的关系，战争的主观指导问题，《三略》均作出了自己简明扼要但又不失深刻的分析判断，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战争观念。

《三略》通过对社会、战争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入观察和理性思考，一方面既承认战争是“天道恶之”的“不祥之器”，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往往给社会政治秩序与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主张不要随意发动战争：“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106]这样就和战争万能论、暴力至上观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三略》又认识到战争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绝不会因为人们的厌恶而自行消灭，所以必须正视现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必须运用战争这个最后手段，去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即法“天道”而兴“义兵”，“以诛暴讨乱”，“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这样，它就和德化至上论划清了界限。《三略》进而认为，这种“以义诛不义”的正义战争，是合乎“天道”，合乎“人伦”的，是高尚的举动，因此必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107]

《三略》指出，一旦要兴兵作战，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这首先是要以民心向背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三略》认为民众在战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108]，“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肢］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109]。基于这样的认识，《三略》指出一定要修明政治，整肃吏治，争取民心，举贤用能，祛邪扶正，广施恩惠，为治国安邦、御军统众、克敌制胜创造坚实的政治前提：“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110]；“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111]。而要取得这样的政治优势，《三略》认为，关键是必须把道、德、仁、义、礼融会贯通为一个和谐统一的体系，将其作为最高的原则用于规范和指导一切社会活动：“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恻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112]

其次，是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同时依据敌方的基本情况来判断战争态势有利与否，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行动的时机和方式。

战争既是敌对双方谋略的角逐、人心的争取，同时也是实力的较量。《三略》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没有例外。它认为，只有富民才能富国，只有国富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确保国家的安宁：“四民用（灵）［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113]因此，它告诫统治者一定要实行“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114]的恤民、富民政策，造就“国富而家娭”的理想局面，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展开军事行动，争取和巩固国家的统一。

《三略》进而指出，是否采取军事行动，不能单纯考虑己方的已有有利条件，还必须顾及敌对一方的基本状况，这也是《孙子》所说的“知彼知己”，“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115]，切不可盲目兴师，在敌情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打糊涂仗。那么该怎样观察、分析和判断敌人真正的强弱虚实情况呢？《三略》也提出了自己高明的方法：“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百里，无一年之食；二百里，无二年之食；三百里，无三年之食，是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116]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兴师出兵才有较大的把握，方可顺利达到一定的战略目标，“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117]。(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黄石公三略》十分注重正确处理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它认为，社会在向前发展，事物在不断变化，在军事斗争领域，情况也没有例外。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所以要“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118]，即战争指导者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因敌变化，乘隙捣虚，进退裕如，把握时机，掌握主动，如此则全盘皆活，“其胜可全”。从把握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入手，阐述战争指导的一般原则，这的确是《黄石公三略》兵学造诣上的独到之处。

在国防问题上，《黄石公三略》明确提出了“释远而谋近”的安全战略指导原则。它所谓的“释远”，就是指放弃劳民伤财，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对外征伐战争；所谓的“谋近”，就是指图治本国，内修政理，广施恩德，安守本土，知足戒贪。这实际上就是立足于防御的安全战略。它将“释远谋近”与“释近谋远”加以比较分析后，正确指出这两种对立的军事战略原则所导致的结果是截然有别的：“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119]。这一观点曾在后世以防御为特色的军事战略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今人也仍不乏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兵要地理问题，《黄石公三略》也有所论及。它将战略要地区分概括为三种类型：“固”——坚固城池、堡垒林立的兵家必争之地；“厄”——关口险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略要地；“难”——易守难攻之地。同时针对这三种战略要地的不同特点，又分别提出了三种处置对策：“守”——派兵坚守，“塞”——加以阻塞，“屯”——驻兵长期屯守。以此牢牢确保对战略要地的严密控制。

综上所述，可见《黄石公三略》的战争观理论和战争指导思想均是十分丰富精彩的。其军事学术价值并不因全书将论述的重心置于政略问题而淡化、减弱，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