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每一部兵书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它特有的时代属性，也即反映着一定的时代文化精神，《黄石公三略》所体现的就是显著的封建大一统兵学的特点。

《司马法》一书是西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军礼”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它在战争问题上的核心观念是“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在作战上提出带有鲜明“军礼”特色的基本原则，如“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又能舍服”^[80]，从而使其书成为早期战争观念及其特征的历史缩影。《孙子兵法》是春秋晚期诸侯争霸战争的产物，也是直接为诸侯争霸事业服务的，因而孙子在战争问题上宣称的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即所谓的“伐大国”，立足于“安国全军”的根本立场。在作战原则上，也与“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的“军礼”传统截然不同，主张“兵者，诡道”，“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体现出“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的鲜明时代特色。《孙膑兵法》是战国中期列国兼并战争的产物，也是为激烈的列国兼并战争服务的，因而孙膑所强调的是“战胜而强立”，认为“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对战争观中那些“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常，以禁争捝”^[81]的迂腐论调给予了坚决的驳斥。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六韬》，则是当时天下统一大趋势在兵学领域的反映，是直接为统一战争服务的，因而它的立论中心，是如何运用政治、军事的手段来达到“得天下”的目标，“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82]。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确立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为大一统服务的兵学。《黄石公三略》正是这种时代需求的必然产物。东汉后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建立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治国御军上已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如何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使之上升为兵学领域精致的理性认识，是时代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东汉末年大一统政治格局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也面临着潜在的危机，如何克服危机，摆脱被动，继续有力地维系天下大一统，是时代对兵学提出的又一个严肃课题。这一历史重任恰好落在了《黄石公三略》的身上，使得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更是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这一时代文化精神在《三略》自我表述的理论宗旨，诸如“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差德行，审权变”“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之中就有突出的反映。

正因为《黄石公三略》以安治天下为基本宗旨和立论的出发点，所以全书上下贯穿着维护大一统、巩固大一统的一根红线，响彻着“陈道德，察安危”的主旋律。例如，在战争目的上，它所强调的是维护统一的“诛暴讨乱”：“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83]；在价值取向上，它所强调的是巩固统一的“释远谋近”：“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84]；在君主处理与将帅的关系上，它所强调的是“夺其威，废其权”：“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85]；在对待“战胜”与“国安”的关系上，它既重视如何争取“胜可全”，更重视如何实现“天下宁”：“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86]，“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87]。凡此等等，都充分说明《黄石公三略》是一部适应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需要，尤其是满足东汉末年封建统治特殊要求而出现的兵学名著，追求一统、安治天下是全书的时代精神之所在。

更具体地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黄石公三略》安治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黄石公三略》的显著特点是偏重阐述政略，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偏重阐述兵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指导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和必有之义。

在中国古代，“略”字的基本含义就是“韬略”“谋略”，它虽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战略”概念，但也有一致之处。《黄石公三略》的书名本身已表明，它是一部专门论述韬略即古代战略问题的兵书。全书上、中、下三略，都是紧紧围绕“治国御军”这个国家总体战略问题而展开阐述的。在东汉以前，像《三略》这样从书名到内容都紧扣战略问题而展开论述的兵学专著还不曾出现过。《孙子兵法》虽然是举世公认的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战略学著作，西汉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奉诏“校兵书”，也把它归入“兵权谋”类，但它并不是纯讲战略问题的兵书，而是还具有“兵形势”“兵阴阳”诸多特点，所以又是一部战役战术学著作。据此可以断言，《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专讲战略为特色的兵学理论著作。

从《黄石公三略》全书所论内容还可以看出，它是一部兵书，更是一部政论书，其中关于政治战略的阐述，要远远多于对军事战略的阐述。无论是“设礼赏，别奸雄”“差德行，审权变”，还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88]，其实均是从大战略的视角对有关军事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说。

《黄石公三略》所论的政治战略，是以安治天下为根本，以治国御军为内容，以收揽人心为手段的国家大战略。它认为民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主张正确处理国家、贤士和民众的关系，“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89]，指出民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谋及负薪，功乃可述”^[90]。正因为它充分认识到民心的重要和民众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所以注重争取民心的工作，指出：“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强调富国必先富民，认为“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91]。主张统治者关心民生，节制剥削，“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92]。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施恩养民、发展生产、轻徭薄赋的措施，方可以使国富而家乐，政通而人和。(www.daowen.com)

《黄石公三略》重视争取民心的思想运用于军队建设上，就是注重做收揽士卒之心的工作。它强调为将者要具有“必与士卒同滋味，共安危”的思想品格，发挥“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从而争取广大士卒的信任和拥护。认为这是确保对敌作战取胜的基本条件：“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93]它还提出了“士众欲一”的命题，认为“士众一，则军心结”。意谓士卒的思想统一了，军队就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此，它主张“蓄恩不倦，以一取万”^[94]。显而易见，《三略》这些观点，较之孙子的“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对待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95]的愚兵思想，是个重大的进步。其间的区别，就在于《三略》是从政治着眼，注重争取民心，鼓舞士气；而《孙子》乃是单纯从军事角度看问题，要求士卒绝对服从，听从使唤。

《黄石公三略》将阐述重点放在政略问题上，正是汉代时代精神的客观反映，是大一统时期政治现实的必然要求。所谓“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天下基本趋于太平，战争一般情况下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当整个社会由崇尚武功转向追求文治，由迷信暴力改为粉饰礼乐的时候，人们自然要高度重视政略，而相对忽视兵略了。这种社会价值取向也同样势必反映到当时的兵学理论建设之中。换言之，从逐鹿中原到统御天下，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论政略重于论兵略，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这就是所谓“逆取顺守”“文武并用”：“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96]《黄石公三略》作为体现大一统时代精神的兵书，自然要以论述政治战略为主，而以论述军事战略为辅了。

第二，《黄石公三略》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花费大量笔墨在论述君主与将帅、君主与群臣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君主如何御将统众的一系列重要原则。这同样是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指导规范当时兵学理论建设的具体表现之一。

《黄石公三略》以很大的篇幅阐述君主统御将帅、控驭群臣的一般道理和方法。它主张君臣之间要建立合理的关系，君主信任臣下，群臣服从君主，做到彼此相安：“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97]“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98]强调指出君臣都不能站错自己的位置，在君臣关系中，君主是绝对主导的，臣下则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一旦混淆了这种关系，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99]；“大臣疑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100]。

那么如何避免出现“国威乃弱”“国势乃竭”的局面呢？《三略》作者认为，关键在于君主能善于用权术驾驭将帅群臣，做到“夺其威，废其权”：“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101]同时远佞人，亲贤人：“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102]；“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者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103]。为此，《三略》作者大声呼吁，无论是处于九五之尊的君主，还是供君主驱使奔走的臣下，都应该认真读读自己的著作，因为《三略》一书已给他们指明了正确处理君臣关系的途径，只要遵循着去做，就可以各安其位，皆大欢喜：“（人主）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104]。

《黄石公三略》着重论述君将、君臣关系，热衷于探讨御将统众之道，把“明贼贤之咎”定作全书的基调，也是大一统时代精神在当时兵学领域所打下的深重烙印。对于富有天下、贵为天子的君主来说，为了集中一切权力于自己之手，防止他人觊觎大宝，稳固千秋万代的一姓江山，如何处置“家奴”性质的将帅群臣，使之既能够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效力拼搏，又不至于尾大不掉，对自己的专制统治构成任何威胁，也就成了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秩序下，君将、君臣之间的关系之实质是十分现实的利害关系。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其实都信奉“性恶论”的原则。他们虽然口头上也提倡“仁义道德”，但复杂残酷的政治现实使他们的头脑变得异常清醒。他们知道，人世间并不存在真正的仁义忠爱，一切都是利害关系，君臣关系尤其如此，即所谓“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105]。彼此都是互相利用，彼此都是以自己为本位，以期在利益分配或调整中攫取最大的好处，缘此，就有了无数的倾轧与争斗。然而，倾轧与争斗往往会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造成两败俱伤、玉石俱焚的后果，给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为了防止这种灾难性情况的出现，维系相对合理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就有必要较妥善地处理好君臣（尤其是君将）的关系，将冲突与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于是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倾注极大的热情去关注这个最棘手，同时也是最现实最急迫的问题，一方面从政治实践操作的层面加以驾驭运作，另一方面从理论总结的层面加以探索尝试。这类理论总结不仅在一般政治理论著作中全面展开，而且也在当时兵学研究中一一体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兵学著作中有关用兵作战的内容自然急剧减少，而有关治军御将的成分则相应大量增多，从而辅助君主完全实现军权的高度集中，为维系大一统打下基础。《三略》所反映的正是这么一种时代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