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识《黄石公三略》兵学体系兼容博采的鲜明特色，就必须穷本溯源，先从了解先秦至两汉学术思潮演变大势入手。道理很浅显，《黄石公三略》思想特色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整个社会思潮嬗变长期作用于兵学领域的自然结果，换言之，即社会思潮整合大势在兵学著作撰著上的必然反映。

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先秦诸子之中，存在着一种学术思想在对峙冲突中逐渐走向兼容互补的倾向。这一是表现为诸子各家对不同学派的抨击和攻讦；一是表现为诸子在自己的学说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汲取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体系。前者体现了诸子间的对立和冲突，反映出其“异质”的一面。正是由于这种“异”的存在，诸子各家间就有了“交流”的必要性。后者则体现了诸子间的内在联系与贯通，反映出其“同质”的一面。恰恰是这种“同”的现实基础，又给学术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前者是占据主导的，后者则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因此，这种学术思想的兼容，乃是对峙基本前提下的融汇。对峙，决定了各学派的特有的基本面貌；又由于兼容，各学派才能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这一学术思潮嬗变的大趋势，决定了包括兵家在内的诸子学说有一个由“异”趋“同”的历史过程。

一般地说，在战国中期之前，诸子学术思想的对峙尤其显得突出。当时诸子对于吸收自己对立面的有用东西来丰富充实自身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而往往以决绝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学派，将排斥他说、攻击异端引为己任。孔子曾明确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30]这个“异端”，按杨伯峻先生理解，当为“不正确的议论”，^[31]也可引申为不同的学说。孔子所谓的“攻”者，实际上便是要“排斥”、反对不同观点的存在。孟子之排斥异端，众所周知：“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32]墨家、法家、道家等学派同样致力于“攻乎异端”，如墨家曾假借晏婴之口极力贬斥儒家：“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业……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33]在这种社会思潮大背景下，当时兵家对于吸收其他诸子思想内涵的认识，同样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局限。这一点可以从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上看得很清楚。譬如，《计篇》《谋攻篇》虽然也提出了“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者胜”等观点，但更多的却是从军事学本身的角度立论，并没有兵学政治伦理化现象的存在。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交流的增强，先秦某些思想家开始考虑如何在保持自己思想主体性、肯定自己思想正确性这一前提下，借鉴和汲取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荀子》《庄子》以及《吕氏春秋》等对此均有比较集中的反映。他们一方面继续尖锐抨击除自己学说之外的诸子百家，“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乎，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34]。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肯定不同学派具有某些合理内涵，如《荀子·解蔽篇》在批评诸家弊端的同时，也指出“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又如《庄子·天下》也认为百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与这种认识相适应，自战国中晚期起，学术思想也出现了重新整合与融汇的崭新气象。反映在各家学说上，在儒家，是出现了汲取法家之说而集儒学之大成的荀子；在法家，是出现了引入君主南面之术等道家要义，并充分汲取儒家“纲常名教”、墨家“尚同”思想，综合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的《韩非子》；在道家，是出现了立足于老子思想的主体性，同时兼容并取诸子百家之长的黄老学派；在兵家，是出现了体系完备，兵学政治伦理化倾向突出，以综合贯通为显著特色的《六韬》。至于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学派的形成，更标志着诸子学说兼容合流历史趋势的强化。(www.daowen.com)

进入两汉以后，这种思想学说的兼容趋势仍然没有中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深化。汉初黄老之学的情况姑且不论，就是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统治者钦定的正统思想——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新儒学，又何尝不是思想整合、学术兼容背景下的产物？考察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它是以儒学基本原则为基础，并在儒学中心思想指导下借鉴和融会其他学说的，即将道家的长处——“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阴阳家的长处——“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法家的长处——“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墨家的长处——“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统统地吸收了过来，将它们与儒家固有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念相结合，建立起新的儒学形态。^[35]这样，就使得董仲舒新儒学无论在理论框架的构建方面，还是在具体政治思想的设计方面，都呈现出宏大开阔、兼容并收的重要特色。可见，董仲舒所谓的“独尊儒术”，是汲取了众家之长基础上的“独尊”；而所谓的“罢黜百家”，也是百家之长被取走前提下的“罢黜”：学术兼融在新儒学形成过程中的表现不可忽略。

到了东汉末年，思想整合、学术兼容的文化现象更因儒学正统地位的动摇，诸子百家之学的复炽，而表现出十分强劲的势头。当时比较著名的思想家，如张衡、崔寔、王符、仲长统之辈，均是融儒、道、法诸家精华于一体的代表人物。他们既主张“变通”，强调法制，“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36]，鼓吹“以诛止杀，以刑御残”^[37]；也提倡“礼乐”，讴歌“德化”，“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以“和德气以化民心，正表仪以率群下”“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崇礼让”^[38]为安治天下的上乘境界；同时还迷恋于道家的雅致：“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39]这一切正是思想整合、学术兼容在当时进入新的阶段的具体标志。

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学术兼容趋势，对于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是有极其重大的影响的。其中最突出的影响之一，是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自然观念和政治伦理哲学渗透和规范兵学的理论构建与价值取向，使当时的兵书不再单纯以军事而言军事，而往往将军事、政治、文化、经济融汇在一起，加以通盘阐述。换句话说，兵书已越出单纯军事的樊篱，趋于综合化和泛政治伦理化了。这一点在战国成书的兵学著作（如《尉缭子》《吴子》《六韬》）以及战国至两汉有关论兵之作（如《管子》《吕氏春秋》有关篇章，《淮南子·兵略训》）中均有显著的体现。而且越到后来，这种兵学综合化与泛政治伦理化的倾向也越明显。

《黄石公三略》作为东汉末年成书的兵学著作，其学术旨趣自然要真实反映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大趋势。无论是溯源报本——承接战国末年与西汉初期的黄老兵学之绪，抑或是尚时验今——体现东汉后期的学术兼容、思想整合文化现象，它都不能不以学术融合、政治伦理占主导的面目出现，都不能不重重地在自己身上打上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