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借鉴并吸取其他诸子的思想内涵，走上兼融综合、全面总结的康庄大衢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战国中晚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政治上说，随着兼并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各诸侯国政治上的交流和联系日趋加强，于是统一的曙光便渐渐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孟子在答梁惠王时指出天下“定于一”，准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从经济上说，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业的不断繁荣，交通的初步发达，各个地区在经济上的依赖与联系已相当密切，到战国晚期，已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崭新气象。这种政治、经济上的大一统社会发展大势，作用于当时兵学的发展，使之呈现出综合融汇的倾向。

当然，兵学综合化的发生，也直接与战国中晚期的学术文化走向有关联。当时学术文化走向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兼容与总结，它对于兵学的嬗递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同样，这种综合，与兵家、儒家的学说各有其优势又各有其短板直接有关：所谓“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73]。二者需要互为弥补，取长补短。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稍晚出的兵书，其中尤以《六韬》为代表，就开始较多地受到诸子学说的某些渗透与影响，传递当时各家学说的各种政治文化信息，并对兵学理论的各个层面进行综合性的总结了。而《荀子》《韩非子》等诸子领域中的集大成之作，也一样大量引入兵家的重要原理，以丰富自己的政治伦理学体系。

在兵家与其他诸子互补融合的过程中，兵儒合流也许是最重要的内容，并带来了最富有意义的贡献。这里，我们可以《六韬》和《荀子》为例，具体说明兵儒合流历史现象在战国后期的迅速形成。从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一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广泛渗透和高度规范乃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细加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六韬》尤为重视对儒家思想的借鉴和吸收，这方面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对儒家民本观的坚持和弘扬。它一再指出“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强调“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74]。反对繁刑峻法，“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75]，主张以教化治国，提倡“爱民之道”：“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76]。这些言论与孟子“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77]，荀子“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78]等言辞如出一辙。另外，像《六韬·虎韬·略地》强调“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79]云云，更是《荀子·议兵篇》有关作战纪律、用兵宗旨的翻版：“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80]。可见，儒家民本思想在当时已深入渗透到兵学著作之中，兵儒合流正在循序展开，成为不可逆转的文化现象。

与兵家借鉴儒家相仿佛，儒家同样从兵学中吸取有益的成分。这可以从《荀子》的有关论述中找到足够的证据。与孟子一概否定战争，鼓吹“善战者服上刑”的做法不同，荀子在推崇“王道”的同时，也肯定“霸道”的地位。他注意到军事自身所具有的独立价值，认识到在正确政治指导的前提下，要最终赢得战争，必须通过军事手段。像孟子那样侈谈“仁者无敌”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充分借鉴和吸取兵家的理论和智慧。基于这样的认识，荀子借助兵家的观念来阐述军事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如对将帅品德修养和有关指挥艺术进行精湛的分析总结，提出“六术”：“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阐说“五权”：“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畅言“三至”：“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论述“五圹”：“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81]荀子这些关于将帅修养以及作战指挥原则的概括，是其他儒家人物所没有的，却可以从兵家那里寻找到思想的渊源与理论的出处。如“五权”的精神直接脱胎于孙子的“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思维；又如“三至”的要义纯粹渊源于孙子“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82]的论述。

这些情况表明，兵儒合流不仅是兵家的选择，同样也是儒家的追求。荀子既重仁义，也言实力，既坚持了孔孟等先辈反对残酷战争、提倡仁义之师的原则、立场，又清醒地阐述了政治与军事之间既联系又不等同的关系，广泛引入兵家的理论，从而使战国中晚期学术兼容大背景下的兵儒合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六韬》一起，共同奠定了两汉以后兵儒合流文化格局的基础。

当然，战国中晚期的兵儒合流，尚处于初始的阶段。这首先表现为兵家接受诸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选择多元化、泛延化，并不以儒家学说为唯一对象。如《六韬》就在张扬儒家民本主义的同时，大量引入道、墨、法诸家的要义，彼此交相杂糅，很不纯粹。其次也表现为儒家对兵学的借鉴与吸取仍有很大的保留。如《荀子·议兵篇》虽然对“霸政”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但从根本上仍否定兵家“兵以诈立”的原则：“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粥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明确地把仁义礼置于军事活动的首位：“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83]这些情况的存在，固然是受当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大环境的制约，但同时也说明兵儒合流在战国中晚期仅仅是初步的尝试，与真正的融合尚有相当的距离。自西汉中叶起，随着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形势发生根本性的转折，战国中晚期的兵儒合流也逐渐走向了成熟的阶段。当时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84]它被采纳的结果，便是儒学合乎逻辑地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于是，儒学精神开始全面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举动都必须遵循儒学的原理或借用儒学的名目，诸如以《春秋》经义折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为谏书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尽管统治者并没有真正放弃法家的理论，实行的是“外儒内法”的政治形态，用汉宣帝的话说，便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但儒学既然成为名义上的统治思想，那么，这块招牌便高高矗立在那里，不再有动摇，不但儒家人物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等人得“以经术润饰吏事”，而且连酷吏张汤之流也不得不推崇儒学，装潢门面了：“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85]

这样的文化氛围为当时的兵儒合流思潮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换言之，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兵儒合流现象遂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主流，儒家政治理论与兵家权谋之道得到有机的结合，相辅相成：儒家学说发挥统治思想的指导作用，规范了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以及用兵的宗旨、目的和对待战争的态度；而兵家的权谲用兵之道，则被运用于具体的战争实践之中，力求使战争活动符合规律而达到克敌制胜的最终目的。应该说，这种结合，是军事思想健康发展的最好选择。道理很简单，在理论上，儒家代表了中国古代最好的治国安邦之道，而兵家则体现为最好的克敌制胜之道。没有儒学仁义原则作用兵的指导，那么，军事活动便会失去正确的方向，甚至陷入穷兵黩武、自取灭亡的泥潭；而不运用兵家的权谋智慧，那么，便会重蹈宋襄公的覆辙，在残酷的军事较量中败下阵来，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失败者。所以必须由儒学来统领兵学，让兵学来服务于儒学的仁义道德。

当然，这种结合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间充满着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学说体系的深刻冲突与斗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论战就反映了这种磨合的曲折性、复杂性。贤良文学恪守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学派之立场，一味崇尚以德服人，对战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声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86]，坚持认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87]，竭力主张“去武行文，废力尚德”^[88]。而桑弘羊等人则充分肯定战争的意义：“列羽旄，陈戎马，［所］以示威武。”^[89]明确指出：“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也。”^[90]这些分歧的存在，表明兵儒合流步履艰难，也表明兵儒合流的真正完成，必须由统治者来实现，而不能寄希望于那些习惯“坐而论道”的儒生。

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那里，兵儒合流终于圆满完成了。在军事实践活动中，刘秀始终注意将儒家的仁义治国之道与兵家的克敌制胜之道有机地结合，系统地建立起以儒家战争观为核心的融兵儒为一体的军事思想体系。他一方面打出“吊民伐罪”“救万民之命”的醒目旗帜，“延揽英雄，务悦民心”^[91]，“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92]，积极争取民众的归附，把自己所从事的统一战争界定为“义战”，从而使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赢得对敌手的优势地位，有力保障了军事活动的顺利展开；与此同时，他又充分吸取兵家“诡道”的精髓，在战略方针的制定和战役战斗的指挥上，“好谋而战”，灵活用兵。坚定贯彻集中兵力、先东后西、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方针，善于刚柔相济、后发制人、出奇制胜、以长击短、围城打援，致人而不致于人，从而在军事斗争过程中牢牢掌握主动权，一步步走向最后的胜利。在军事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刘秀也做到了兵儒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既息战养民，“修文德”以“来远人”，又注重实力建设，严边固防，确保军队的集中和政治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秀的成功，标志着兵儒合流的完成，这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刘秀的理论建树与实践活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兵儒合流的历史命运。从此，儒家战争观的统治地位得到了确立，而兵家的作战指导思想也获得了更好的合理运用。在随后的封建社会历史里，兵儒合流的表现形式虽然各有不同，在某些情况下也曾遇到来自迂儒或穷兵黩武者的干扰，但是，它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主流，一直未被根本逆转，而始终处于不断延续与丰富之中，这乃是理性的胜利。

毫无疑义，兵儒合流对于中国古典军事文化构建的意义从主要方面说是积极的，它是合乎时代潮流的产物，也是适应中国文化基本特质的选择，对于中国优秀军事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概括地说，这种积极意义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兵儒合流客观地反映了学术发展的自身要求，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优秀传统在军事思想领域的集中体现。它的根本特色是宽容，而宽容精神的存在，则是促进思想发展的必要前提，这在兵学领域也不例外。兵儒合流表明，儒家的仁义礼乐理论与兵家的权谋诡诈之道已安然同处于一个体系之中，彼此间取长补短，相互关联：儒学统领兵学，兵以义动，吊民伐罪，同时又坚持作战指导上的权谲变化，使兵家的正确用兵方法更好地服务于儒家的仁义原则。这种融合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都是至为重大的，既可有力地推动兵学理论体系趋于完善，又能较好地满足人们指导战争实践的需要。就战争观来说，能起到克服战争万能论或德化至上论之偏颇的作用。而就作战指导思想来说，则可以充分发挥“义战”观指导下的兵家克敌制胜之道的精髓。

第二，兵儒合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深化和丰富，增强了古典兵学的理论性和思辨性，使其学术体系进一步完备而系统。众所周知，兵学是一种实用之学，它不尚空谈，而完全以现实利害为依据，重视实际经验，讲究可操作性，这固然是其长处所在。但是，正因为单纯注重功利性，其理论思辨深度比较欠缺，相对缺乏厚重感与精致性，学术体系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之间的发展不够平衡，许多具体论述，存在着畸轻畸重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容否认的实际情况。而儒学的广泛渗入及在战争观方面发挥指导性作用，则使兵学理论的思维高度得到质的飞跃，为军事从属于政治、战略服务于政略开拓了更为宽广的道路，也为人们接受和研究兵学提供了更合理的历史与逻辑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兵儒合流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成熟赢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兵儒合流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崇尚和平、内向持重传统的弘扬光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推崇仁义礼乐，反对穷兵黩武是儒家军事思想的核心精神。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安定生活的真切向往，是儒家的根本价值取向。兵儒合流使得儒家的战争观念深入人心，为民族深层心理所普遍认同。穷兵黩武、扩张侵略、滥施杀伤始终为人们所唾弃，任何统治者或军事统帅，不论其真实的思想或行为如何，都不敢放弃“仁义”这面旗帜，都不得不强调“慎战”这个口号。所谓“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93]云云，正突出反映了这种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热爱和平、内向持重的民族性格。于是便有“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94]一类的言辞常见于历代文献，成为社会各阶层的理性主张。由此可见，兵儒合流的结果，是儒家人本精神在兵学文化中得到全面的贯彻，从而规范了中国古代兵学崇尚和平、节制战争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这也许是兵儒合流最富有意义的地方。

当然，兵儒合流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为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我们应该看到，兵儒两者的兼容中明显存在着不和谐的音符。

兵儒合流的历史局限性，首先表现为儒家的道德至上主义倾向对于兵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不无负面的影响。所谓“义利之辩”“王霸之辩”走向极端，严重制约了兵学基本原则的丰富和发展，使人们不能正确理解“兵者诡道”在军事斗争中的历史合理性，不敢理直气壮地肯定“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95]的根本原则，而处处以儒家的人本主义来掩饰自己的真实动机，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军事实践与理论阐述笼罩上一层“仁义道德”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这样一来，就使得以追求功利为宗旨的兵学无法很好地满足时代的需求。这种情况肇始于两汉时期，而从两宋起表现得尤为显著。当时随着理学的兴起，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以儒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也日趋严格，这一点在兵学上自然亦要有所反映。于是，以“忠义”双全著称而军事建树平平的关羽，便替代“周之兵权与阴谋”的宗祖姜太公而成为新的“武圣”了。于是儒学冬烘先生群起而谩骂孙子诡诈不仁，直斥《孙子兵法》为“盗术”：“非诈不为兵，盖自孙武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96]“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97]这种拿儒家“仁义”来否定兵家“诡诈”的做法，虽说不是兵儒合流的主流，但它的存在，却表明儒家道德至上主义对兵学健康发展产生过消极影响。到了近代，这种儒学主导下的兵家文化，更成为中国军事落后、外侮迭至的重要原因之一。

兵儒合流的历史局限性，还表现为兵学“舍事而言理”的传统与儒家忽视“形而下”问题做法对中国军事文化发展的阻碍。我们知道，中国兵家文化的最大特色是重谋上计，崇智尚权。虽然它也注重实力建设，主张富国强兵，但是与尚谋崇智的根本倾向相比，这只能算是次要的方面。而儒家在这一问题上则显得更为单薄，虽然也有“足食，足兵”之类的倡议，但更多的是侈谈“以仁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98]，幻想拿仁义“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99]。这种“舍事而言理”的“道”“器”之辩，势必带来重道轻器、忽视科技、脱离实力建设这一前提而单纯注重谋略的弊端，这乃是中国兵学文化中的一个重大局限。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兵儒合流，儒学占据统治地位无疑是重要的因素。显然，如果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格局，则墨家之军事科技思想，齐地法家《管子》之“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100]等主张，一定能够在后世产生积极的影响，更好地推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兵儒合流的消极因素。就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其他学派军事思想的生存及发挥作用，兵儒合流当是一个富有悲剧色彩的归宿。

【注释】

[1]晋代荀勖撰《中经新簿》，将文献分为四部：甲部含六艺、小学等；乙部含诸子、兵书、术数等；丙部含史记、皇览簿、杂事等；丁部含诗赋、图赞、汲冢书等。这似乎是《隋志》“四部分类法”的雏形。南朝梁代阮孝绪撰《七录》，其中包括了“经典录”（六艺）、“记传录”（史传）、“子兵录”（诸子、兵书）、“文集录”（诗赋）、“术技录”（术数）、“佛法录”“仙道录”。这是兵书独立分类被取消，合并入诸子类的发轫。

[2]按：清代章学诚曾有这样的推测，当时的兵学文献，如同方技文献、数术文献，有可能是由有司单独收藏，由职能部门委派专人负责管理的：“刘向校书之时，自领六艺、诸子、诗赋三略，盖出中秘之所藏也。至于兵法、数术、方技，皆分领于专官，则兵、术、技之三略不尽出于中秘之藏，其书各存专官典守，是以刘氏无从而部录之也。”（参见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卷二《补校汉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3]《校雠通义通解》卷二《补校汉艺文志》。

[4]杜定友：《校雠新义》卷五《子部·子部源流论五之一》，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第44页。

[5]《校雠通义通解》卷一《校雠条理》。

[6]金锡龄：《七略与四部分合论》，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7]《毛诗正义》卷一《兔罝》。

[8]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9]《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八《成公十六年》。

[10]姚名达撰，严佐之导读：《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11]《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兵书类典籍有：《握奇经》《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三略直解》《素书》《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武经总要》《虎钤经》《何博士备论》《守城录》《武编》《阵纪》《江南经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20种。

[12]《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3]《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14]《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15]《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16]《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17]《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

[18]《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9]《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20]按：“申军法”属于制度规章的建设，主持者为韩信；“序次兵法”为兵书整理，主持者为张良、韩信。我们认为两者的主持者其实皆为韩信一人。但由于韩信身为军人，学术文化方面的造诣或许未能尽如人意，故由张良予以配合，厘定和润饰兵书的文字。但由于韩信身背“谋逆”之罪名，于是，“序次兵法”的第一主持人也就成了张良，而不幸的韩信只能屈就降格，成为第二主持人了。

[2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22]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

[23]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页。

[24]《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25]参见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7页。

[2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27]《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28]《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

[29]即《孙子兵法》。

[30]即《孙膑兵法》。

[31]关于《尉缭子》一书的图书分类性质，古今学术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它为《汉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家”之《尉缭》，或认为它为《汉志》所著录的“诸子略”中的“杂家”《尉缭》，也有学者认为现存《尉缭子》为“兵形势家”与“杂家”两部《尉缭》的杂糅。笔者倾向于现存《尉缭子》的主体内容为“兵形势家”之《尉缭》，但不排斥或有少部分“杂家”《尉缭》的内容掺杂其中。

[3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33]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附录》，中华书局，1999年。

[34]清人孙星衍校《孙子兵法序》云：“兵家言惟孙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学有所受，孙子之学或即出于黄帝，故其书通三才、五行，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其说甚正。古之名将，用之则胜，违之则败，称为‘兵经’，比于六艺，良不愧也。”孙氏之论，亦足资参考。（参见《孙子兵法序》，《十一家注孙子校理·附录》）

[35]《校雠通义通解》卷三《汉志兵书》。

[3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37]《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38]《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论“阴阳家”：“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39]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第252页。

[40]所谓“顺逆”乃是以阴阳向背为禁忌，所谓“兵胜”则是以五行相胜为禁忌。（参见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第62页）

[4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www.daowen.com)

[42]《吴子》卷上《治兵》。

[43]《管子校注》卷十《参患》。又《司马法·严位》云：“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参见《司马法》卷下《严位》，《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7年）

[44]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自序》，中华书局，1958年，第2页。

[45]班固《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而刘歆承其父业“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隋书·经籍志》又源于刘向之《叙录》。又，《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有云：“今世所传兵家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46]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编书不明分类论三篇》，中华书局，1987年。

[47]《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编次不明论七篇》。

[48]有人认为《握奇经》也是东汉时期成书的兵书，此观点可备一说。（参见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04页）

[49]《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50]《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51]《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52]《后汉书》志第五《礼仪中》。

[53]《申鉴注校补·时事》。

[54]《后汉书》卷十七《冯岑贾列传》。

[55]《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56]《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朱儁列传》。

[57]《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朱儁列传》。

[58]《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59]《史记》卷二十五《律书》。

[60]《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61]《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62]黄晖：《论衡校释》卷十二《量知》，中华书局，1990年。

[63]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十下《天下》，中华书局，1961年。

[64]黄朴民：《两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9日。

[65]《三略》卷下《下略》，《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

[66]《三略》卷下《下略》。

[67]《三略》卷下《下略》。

[68]《三略》卷上《上略》。

[69]宫玉振：《白话三略·导读》，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70]黄朴民：《大一统兵学的奠基者：〈黄石公三略〉导读》，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9—40页。

[71]《三略》卷中《中略》。

[72]《三略》卷中《中略》。

[7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九《子部九·兵家类·太白阴经八卷》，中华书局，1965年。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亦云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

[74]《六韬》卷二《武韬·发启》。

[75]《六韬》卷二《武韬·文启》。

[76]《六韬》卷一《文韬·国务》。

[77]《孟子注疏》卷五上《滕文公上》。

[78]《荀子集解》卷十《议兵篇》。

[79]《六韬》卷四《虎韬·略地》。

[80]《荀子集解》卷十《议兵篇》。

[81]《荀子集解》卷十《议兵篇》。

[82]《孙子兵法新注·地形篇》。

[83]《荀子集解》卷十《议兵篇》。

[84]《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85]《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

[86]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一《本议》，中华书局，1992年。

[87]《盐铁论校注》卷九《险固》。

[88]《盐铁论校注》卷八《世务》。

[89]《盐铁论校注》卷七《崇礼》。

[90]《盐铁论校注》卷八《和亲》。

[91]《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

[92]《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93]杜甫：《前出塞九首》，《杜甫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94]李筌：《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贵和》，《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

[95]《孙子兵法新注·军争篇》。

[96]叶適：《叶適集·水心别集》卷四《兵权上》，中华书局，1961年。

[97]高似孙：《子略》卷三《孙子》，中华书局，1985年。

[98]《盐铁论校注》卷九《险固》。

[99]《孟子注疏》卷一上《梁惠王上》。

[100]《管子校注》卷十《参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