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封建专制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秦汉时期兵学的发展也趋向于理论的整合，并且高度重视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政策性研究。

各个时期的学术文化，都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精神，兵学也不例外。秦汉兵学所体现的，就是显著的封建大一统时代特征，表现之一是学术兼容趋势的进一步增强，表现之二是兵学旨趣从“取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的转变。

兵学理论的整合缘起于战国时期兵书综合化趋势。其实从思想渊源上说，兵家学派本来就受到儒、法、道、墨诸家的影响。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治的确立，学术上百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63]的观念遂成为人们的共识。战国至两汉学术兼容趋势，给秦汉兵学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自然观念与政治伦理哲学对兵学理论构建与价值取向的渗透和规范，使当时的兵学不再单纯就军事而言军事，而是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融汇在一起进行讨论，沿着战国末年《六韬》等兵书所开辟的道路，日益趋于综合化和泛政治伦理化。^[64]这一点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兵略训》《黄石公三略》《言兵事疏》《屯田制羌疏》《备塞论》以及《盐铁论》《潜夫论》等有关论兵篇章中均有显著的体现。

例如，《黄石公三略》（简称《三略》）属于典型的黄老兵学体系，其思想特征就是兼容并取，博采众长。除了对前代兵学的继承发展外，《三略》还以黄老之学作为构筑自己整个兵学体系的灵魂和思想纽带，即把《老子》的理论基础——“道”“德”——置于最高层次，统辖一切；同时又阐说道家“柔弱胜刚强”的基本原则，使之成为治国安邦、统军作战诸多要务的出发点。对于儒家，《三略》一方面在思想上崇尚“仁义”和“礼乐”，提倡施“仁义”，泽于万民：“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65]另一方面是在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66]。《三略》对法家学说的汲取则表现为：一方面贯彻法家以“一断于法”来治国、治军的原则，“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67]；另一方面是坚定申明法家“信赏必罚”的思想，“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68]。由此可见，《三略》是博采兼容各家之长的产物，在继承前代兵学的基础上，以道家谋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治天下，以法家原则理将卒，以阴阳家观点识形势。^[69]而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一特点正是秦汉兼容博采的鲜明特色。(www.daowen.com)

兵学主题的转换，乃是秦汉时期值得重视的兵学文化现象。这一特征在秦汉时期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完整兵学著作《三略》中有集中的反映。《三略》所关注的问题，既包括“争天下”“取天下”的经验，更以极大的关注，致力于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它既是一部兵书，更是一部政论书。书中关于国家大战略的阐述，远远多于对军事战略的阐述。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偏重阐述兵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指导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70]正因为如此，以《三略》为代表的秦汉兵学贯穿着维护大一统、巩固大一统的红线。例如，在战争目的论方面，它所强调的是维护统一的“诛暴讨乱”；在价值取向上，它所强调的是巩固统一的“释远谋近”；在处理君主与将帅关系上，它所强调的是“夺其威，废其权”“明贼贤之咎”^[71]；在对待“战胜”与“国安”关系上，它既重视如何争取“胜可全”，更重视如何实现“天下宁”，“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72]。

这些现象的存在，是秦汉时代精神的客观体现，正所谓“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后，天下基本趋于太平。在一般情况下，战争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当整个社会由崇尚武功转向追求文治，由迷信暴力改为粉饰礼乐的时候，人们自然要高度重视政略，而相对忽略兵略了。这种社会价值取向也同样会反映到当时的兵学理论建设之中。换句话讲，从逐鹿中原到统御天下，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论政略重于论兵略，谈治军优于谈作战，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这就是所谓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也可以说是秦汉时期兵学发展的又一个重大特色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