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兵学表现形态的多样化。秦汉时期的兵学之表现形态是各式各样、绚丽多姿的，既有以专门著作形式面世并产生巨大影响，为后人收入《武经七书》的兵书《三略》等；^[48]又有以归纳、总结先秦兵学的基本成就为主旨并加以必要发挥的兵学专著《淮南子·兵略训》《吕氏春秋·荡兵》；还有零散见于君臣诏书、奏议以及众多文人学士著作中的有关论兵言论；更有通过具体的战争实践活动和军队建设举措所反映的军事理性认识。它们组合在一起，共同勾画了秦汉兵学的总体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兵学的实践功能非常突出，它紧贴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较少作抽象的兵学原理演绎，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与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比较强。如晁错的《言兵事疏》针对汉匈战争而作，它总结了长期以来中原王朝抗击匈奴袭扰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汉匈双方军力的对比，探索了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49]的思想，即争取并联合边疆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抵御匈奴，确保边境的安定和平，为汉朝实现对匈奴战略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又如赵充国《屯田制羌疏》，针对汉宣帝时西羌诸部北徙，遮断西域商路，骚扰西汉边境城邑的具体形势，主张“贵谋而贱战”，提出“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50]的主张，为西汉王朝从事军事屯田，巩固国防提供了高明的策略方针。

再如，王符的《潜夫论》，根据东汉时期西羌之乱此起彼伏的边防态势，针对东汉王朝在羌乱问题上的应对失误，专列《劝将》《救边》《边议》《实边》诸篇，有针对性地深刻阐发了有关边疆防御和建设的独到见解。

这一切充分表明，秦汉兵学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51]，在边防等专题上有了新的深化和突破，现实感与时代感明显加强，这正是秦汉兵学在先秦兵学已有的辉煌成就基础上的新的发展。

其二，兵学学习的普遍化。当时朝廷对兵学理论的学习和普及是予以充分重视的。汉武帝鼓励名将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是大家都了解的史实。据《后汉书·礼仪中》记载，当时统治者是将学习经典兵法著作、演习战阵作为培养军事人才、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的：“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52]另外，像汉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讲司马之典，简蒐狩之事”^[53]等等，也皆表明了朝廷对学习与推广兵学文化的高度重视。(www.daowen.com)

当时的大多数名将都热衷于学习《孙子兵法》等重要兵书，如东汉初年大将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54]。他们对《孙子兵法》等著名兵书中的重要军事原则十分熟悉，背诵如流，经常用来指导自己的军事实践活动。如韩信解释其背水阵破赵之所以大获成功，乃在于正确地运用了《孙子兵法》的“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激励士气原则。又如赵充国强调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达到攻守相宜、收放自如，显然是对孙子基本原则的遵循与贯彻：“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而其主张军屯，加强守备，反对轻易出击西羌，依据的也是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55]

再如，《后汉书》“冯异传”云：“异曰：……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引用的同样是《孙子兵法》的作战指导思想。而《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彼。”^[56]这显然是皇甫嵩在大段背诵《孙子兵法》中《谋攻》诸篇的相关内容，为自己实施作战指挥寻找充分的理论依据。甚至连那位声名狼藉、人神共愤的残暴屠夫董卓，对《孙子兵法》的相关内容也是熟稔于心，这同样见于《后汉书》“皇甫嵩传”的记载：“（董）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迫）［追］，归众勿（追）［迫］。’”^[57]由此可见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典兵学在秦汉时期的普及程度。

不但武将注重学习和掌握兵法理论，不少文人同样对兵学感兴趣，致力于兵书学习。汉武帝时人东方朔就是一个例子。他在给汉武帝的上书中曾叙述自己的学术经历：“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58]学兵书与读诗书比重相等（均为“二十二万言”），可见两汉文化人对兵学的重视，当时兵学的普及与发达于此可见一斑。

而两汉时期的大学者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人对兵学基本原理的重视与阐述，对兵家代表人物的关注与评议，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文化生态的普遍性。如《史记·律书》所云：“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59]《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60]《汉书·刑法志》云：“当此之时，合从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61]东汉王充《论衡·量知篇》云：“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阵，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62]皆为其证，实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