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兵学发展的又一个显著标志，是对兵书的分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各类型兵书学术特色的揭示与总结。

在第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步兵校尉任宏对搜集到的兵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工作，“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根据西汉中叶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等四大类。

其中，兵权谋家共13家，著作259篇，现存《吴孙子》^[29]《齐孙子》^[30]和《吴子》《公孙鞅》《范蠡》《大夫种》《李子》《娷》《兵春秋》《庞煖》《兒良》《广武君》《韩信》等多部典籍，这是兵学流派中最主要的一派，在秦汉整个兵学文化体系中，“兵权谋”属于最重要的内容。

兵形势家共11家，著作92篇，图18卷，主要有《楚兵法》《蚩尤》《孙轸》《王孙》《尉缭》《魏公子》《景子》《李良》《丁子》《项王》等，现仅存《尉缭子》^[31]。

兵阴阳家共16家，著作249篇，图10卷，主要有《太壹兵法》《天一兵法》《神农兵法》《黄帝》《封胡》《风后》《力牧》《鬼容区》《地典》《师旷》《孟子》《东父》《苌弘》《别成子望军气》《辟兵威胜方》等。其中有许多是托名黄帝君臣的作品（如：《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班固自注：“《封胡》五篇。黄帝臣，依托也。《风后》十三篇。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力牧》十五篇。黄帝臣，依托之。”），现都已散失，只有后世诸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政书保留有极零星的内容。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第247号汉墓中出土的《盖庐》一书，乃是现存最早的“兵阴阳家”著作，但其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著录。《汉志》“兵书略序”载诸吕作乱时曾经盗取国库大量兵书，估计此书就在其内，由于诸吕事败伏诛而失传。

兵技巧家共13家，著作199篇，主要有《鲍子兵法》《（五）［伍］子胥》《公胜子》《苗子》《逢门射法》《阴通成射法》《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强弩将军王围射法》《望远连弩射法具》《剑道》《护军射师王贺射书》《手搏》《杂家兵法》《蹴鞠》等，亦已基本散失。比较能反映“兵技巧家”的基本情况的，只有后人辑佚的《伍子胥水战法》以及《墨子》城守诸篇。

在划分兵书种类的基础上，刘向、任宏还就每类兵书的军事学术特点加以分析和总结。他们指出“兵权谋家”的基本特点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32]。宋代学者郑友贤在《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对《孙子兵法》的特征曾有过精当的总结与揭示，指出：“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33]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对《孙子兵法》的阐释，也可以视为对整个“兵权谋家”特色的概括与写照。^[34]由此可见，这一流派主要是讲求战略的，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而且，相较于兵家其他三大流派，“兵权谋家”无疑是处于总辖与统领的中心地位，对此，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分析与总结乃是十分到位的：“郑樵言任宏部次有法，今可考而知也：权谋，人也；形势，地也；阴阳，天也。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三书之次第也。权谋，道也；技巧，艺也。以道为本，以艺为末，此始末之部秩也。”^[35]

“兵形势家”的基本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36]这里，“雷动风举”乃是言兵锋之威，“后发而先至”是言军行之快，“离合背乡”乃言其机动能力强，“变化无常”是指其战术变化巧妙无穷，而所谓“以轻疾制敌”，乃类似于今天所谓的速战速决。这充分反映了战国中期至秦汉时期军队运动性提高、战场机动能力增强的时代特征。《荀子·议兵篇》说，当时“后之发，先之至”，已成为“用兵之要术”。由此可见，“兵形势家”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根据这个定义，再结合实战历史，我们认为，挂名楚霸王项羽的《项王》一书，可能最合乎“兵形势家”的特征。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求战术，注重作战指挥艺术的。(www.daowen.com)

而“兵阴阳家”的主要特点则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37]这表明它是以当时诸子学派中风靡一时的“阴阳家”之思想学术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38]有学者指出：“兵阴阳类和阴阳家既有密切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区别。阴阳家以理论阐发为主，兵阴阳类则以实际应用为先。”^[39]这个分析不无道理。很显然，这一学派十分注重所谓的“时”，注意天时、地理条件与战争关系，可能与范蠡、伍子胥以及黄老学派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近年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盖庐》一书，以及《六韬》中的《五音》《兵征》诸篇，《孙子兵法》中“画地而守之”“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等文字，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计篇》中的“顺逆、兵胜”^[40]之类的提法，都可以说是“兵阴阳家”特色之具体写照。

至于“兵技巧家”的主要特点乃为：“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41]这就是说，这一派注重的是军事训练、军械装备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学习使用器械的技术方法、要领、军事训练等等，即《孙子兵法·计篇》中说的“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是战争中克敌制胜的基础与重要保证，所谓“用兵之法，教戒为先”^[42]“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43]。“兵技巧家”从此入手，是从基础抓起，以一驭万、纲举目张。从现存的文献看，墨家是最典型的兵技巧家。这表现为《墨子》一书对守城防御作战的器械装备和具体战术做了充分的论述。它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诸如“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蛾傅”等一系列有效的守城战术。墨家学派的城守思想，对我国古代防御理论具有奠基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后世对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论述，多借鉴和祖述《墨子》，以至于把一切牢固的防御笼统地称之为“墨守”。近人尹桐阳称赞《墨子》“实古兵家之巨擘”，著名学者岑仲勉则将它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他说：“《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两者不可偏废的。”^[44]这些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显而易见，兵家四大流派构成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完整学术体系。这里的“兵权谋”，其重心是战略指导；“兵形势”，侧重于阐明战术运用；“兵阴阳”，可视为军事活动的重要辅助；而“兵技巧”则可看作军事训练的基本保证。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刘歆《七略》中著录的兵书，较之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数量上要多许多。刘歆《七略》的“兵书略”中，“权谋”一目下还著录有《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等著作。班固考虑到这些书目已在其他类目中做了著录，为避免重复计，《汉志》“兵书略”之“兵权谋”一目中便省略未著录。《七略》的“权谋”一目还著录一种《军礼司马法》，《汉志》则将它移入“六艺略”的“礼”目之中。《七略》的“技巧”一目还著录有《墨子》一家，《汉志》因其已录入“诸子略”的“墨家”之目，故亦省略不著录。另外又增录《蹴鞠》一家。

任宏、刘向对兵家流派的划分与总结，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从此兵家四分法经《汉书·艺文志》记载而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45]成为后世兵书撰著与兵学理论建构的规范程序与指导方针。

当然，任何一种图书著录与分类方法，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总难免存在可待商榷之处。刘向、任宏有关兵书的校读与整理，刘歆《七略》中兵书归类与编纂，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统括，都有可斟酌讨论的空间。因此，南宋郑樵尽管对任宏、班固的兵书整理与分类总结工作多予以充分的肯定：“《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为四种书，又有图四十三卷，与书参焉。观其类例，亦可知兵，况见其书乎！”^[46]但是对班固的局部调整则颇不以为然，予以严厉地指斥：“《汉志》以《司马法》为礼经，以《太公兵法》为道家，此何义也？”^[47]应该说，郑樵的质疑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