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具有提纲挈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承载了先秦至秦汉学术形态演变的基本脉络，是后世梳理、认知、评判先秦及两汉学术的最重要凭借。因此，还原《汉书·艺文志》形成的历史场景，再现《汉书·艺文志》编排的内在逻辑，梳理《汉书·艺文志》论列学术的基本考量，对把握先秦至秦汉的学术文化整体面貌与基本特征具有关键的意义，而后世对于先秦至秦汉学术文化上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也往往是以《汉书·艺文志》为探讨的逻辑起点与核心。套用明代兵学家茅元仪评论《孙子兵法》的话来说，就是“前《汉志》者，《汉志》不遗；后《汉志》者，不能遗《汉志》”。

《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是《汉书》“十志”之一。它首先是记载“六艺”百家文献的图书总目录，其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但同时又是体现先秦至两汉的学术文化发展总成就、总趋势与总特征的理论总结，因为在叙录书目的同时，《汉志》在每种图书之后均有“小序”，在每一“略”之后均撰有“总序”，对先秦至两汉的学术文化的源流、嬗变、特色、价值、影响，都有系统的梳理与全面的总结。

我们认为，图书的目录分类，不能单纯地视为目录学问题，而是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状态与特征的综合性、集中性体现，即准确折射了其所处时代的“学科建设”面貌与特色。《汉志》在这一点上有尤其明显的反映。经史子集图书四部分类法，是历经荀勖《中经新簿》、阮孝绪《七录》，至《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最终确立的。^[1]虽说这一分类法在目录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但是明显偏重纯学理的图书分类，与《汉志》的目录体系和学术旨趣有显著的差异。稍加分析，我们能发现，在《汉志》中，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是结合在一起的，“七略”实际上是“六略”。它传承西汉刘向《别录》及刘向之子刘歆《七略》而来，在刘氏父子的学术总结基础上集萃撮要，遂成文献总目和学术渊薮。

第一略“辑略”，即导言、通论，紧接而来的“六艺略”，就是理论指导，《诗》《书》《礼》《乐》《春秋》《易》，即国家的统治思想与文化；“诸子略”，就是中国的学术思想流派；“诗赋略”，就是文学艺术作品；“兵书略”，就是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操作方法；“术数略”，近似于现代的理科；“方技略”，颇类似于今天学科体系中的工科。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但经史子集分类法里淡化了这些操作性、实践性的东西。这样的图书目录分类，从学科体系构筑上考察，显然更全面、更系统。所以，我们今天认知国学，不应该仅仅局囿于经史子集，而理当超越它，回归到《汉书·艺文志》的学科传统中。西周时期的“六艺”，是培养“全人”人格的，德、智、体、美全方位发展，有精神思想的指导：“礼”“乐”。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化技能的掌握：“书”“数”。也有军事技能、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射”“御”。但孔子之后的“六艺”却变成了纯粹的经典文献学知识。换言之，我们今天弘扬国学，要真正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实际上，经史子集是次生态，原生形态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从西周的“六艺”之学，一直延续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略”之学。

在《汉书·艺文志》中，兵家并没有被列入“诸子”的范围，兵学著作没有被当作理论意识形态的著述来看待。^[2]“诸子略”的“九流十家”中，兵家未能占据一席之地，完全被排斥在外。当然，兵书也有它自己的学科归属，即“兵书略”，但是它的性质实际上与“术数”“方技”相近。清代章学诚认为这就是古书性质上“体”与“用”的不同在图书分类上的反映：“夫兵书略中孙吴诸书，与方技略中内外诸经，即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谓形而上之道也；兵书略中形势、阴阳、技巧三条，与方技略中经方、房中、神仙三条，皆著法术名数，所谓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后，体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学者，观其部录，亦可了然而窥其统要，此专官守书之明效也。”^[3]近人杜定友亦认为：“古之学术有道器之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诸子之学，所谓道者也，为无形之学。术数、方技，所谓器者也。虚理实事，义不同科。”^[4]显而易见，从某种程度上讲，《汉志》“六略”，前三“略”——“六艺”“诸子”“诗赋”，属于同一性质，可归入“道”的层面；而后三“略”——“兵书”“术数”“方技”，又是一个性质近似的大类，属于“术”的层面。“道”的层面，为“形而上”；“术”的层面，为“形而下”。“形而下”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讲求功能性的，是工具型的理性，它不尚抽象，不为玄虚，讲求实用，讲求效益。由此可见，兵书切于人事，其性质属实用之学，与术数、方技相类，这一点，在汉代学术区划与图书分类中，自然要有鲜明的体现：“《七略》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于诸子之外者，诸子立言以明道，兵书、方技、数术皆守法以传艺，虚理实事，义不同科故也”^[5]“《七略》以兵书、方技、术数为三部，列于诸子之外，至后世而皆列入子类，较为简括。然《七略》所以分者，重颛门之学也。《艺文志》云：‘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盖兵书、方技、术数非颛门名家不能通其法，故校书之人可与诸子同列，此部次所以独精”^[6]。

至于“六略”之学之所以向“四部”之学嬗递，其原因何在？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猜测，即，除了魏晋门阀制度背景下，史部著述数量由于谱牒学、方志学等发达而剧增等文献积累内容变化的具体原因外，也与中国文化性格特征、价值取向的转型有内在的关系。这种转型，从本质上来概括，就是由“尚武”转向“崇文”，由阳刚转向阴柔，由进取转为守成。在先秦乃至两汉社会中，人们普遍推崇“尚武”精神，“执干戈以卫社稷”才是正儿八经的事业，只有孔武有力的武士，才是人群中的精英、社稷的靠山、国家的栋梁，所谓“赳赳武夫，公侯干城”^[7]，讲的就是这种时代风尚。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8]。顾先生所言，是可以信从的。齐景公年间“二桃杀三士”故事中的“士”，显然是武士而非文士。而《孙子兵法·谋攻篇》云：“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这里说“杀士”而非“杀卒”，很显然，即使是在春秋后期，“士”亦专指“武士”。他们是“国士”，地位崇高，万人钦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9]因此，《左传·昭公元年》载郑国贵族徐吾犯之妹择婿时，弃衣冠楚楚“盛饰”、扭捏作态的公孙黑（子晳）而取“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的公孙楚（子南），其理由就是公孙楚粗犷强悍，有一身的蛮劲，“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

这种价值取向，至两汉而未改，故张骞敢于横绝大漠，致力于“凿空”；班超勇于进取开拓，“投笔从戎”；陈汤能斩钉截铁发出铿锵有力的时代强音：“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尚武”的文化精神，折射到当时的图书目录分类，就是“兵书略”独立成为一“略”，是一级学科，学科门类与“诸子略”并列。兵家高于儒、道、法、墨等其他诸子。姚名达有谓：“（《七略》）其稍可称者，惟视实用之‘方技’、‘术数’、‘兵书’与空论之‘六艺’、‘诸子’、‘诗赋’并重，略具公平之态度。”^[10]可谓谠论。但是，在后来“崇文”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的历史背景下，兵家的地位日趋低落，兵书的总量相对萎缩，“兵书略”作为一大独立门类被取消，归入“子部”之中，且日益边缘化，由“蔚为大国”退化为“蕞尔小国”了。在图书数量尚不多的汉代，《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的“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兵书相加，尚且有53种。而到了清代编纂《四库全书》之时，图书数量与品类较之于汉代，其增长不啻有千倍、万倍之多，谓之为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也不为过。可收入《四库全书》的兵书，则少到只有可怜的20种。^[11]这就是目录分类变化背后，学术文化变迁的一个显著事例。

秦代推行法家政治。法家学说的基本特色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2]，“信赏必罚，以辅礼制”^[13]，主张强化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等，轻视和否定教化，独任刑法，刻薄寡恩。“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14]可见法家的核心宗旨是崇尚暴力，仇视文化，与民为敌，因此，秦朝统治之下，“燔《诗》《书》，坑术士”已成为政治正确。在这样的时代主题下，兵学的理论建树当然乏善可陈，只有吉光片羽残存于秦朝建立前夕成书的《吕氏春秋》一书之中。(www.daowen.com)

进入汉代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秦王朝仇视和灭绝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不同，西汉王朝的统治者相对重视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尤其注重对实用性较强的学术文化的提倡。兵学是实用之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否，因此为统治者所关注，搜访和校理兵书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之一。

据史籍记载，汉代对兵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15]而整理兵书，韩信与张良也是当时最为合适的人选，他们的兵学造诣是时人公认的，也为汉高祖刘邦所充分肯定：“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6]韩信和张良两人，一个长于实战，另一个擅长谋略，于不同的兵学文献各有所长，“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17]。两人合作起来，自然是优势互补，相辅相成，能够做到珠联璧合，别开生面。

其实，在此之前，汉初相关的制度建设过程中，所谓“申军法”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内容，与兵书的搜集整理亦有密切的关系：“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18]有关这次整理兵书的具体情况，史无明载，在今天已无法了解其详。但是，大致可以推测的是，限于汉初干戈未息、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9]的客观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挟书律”未除的肃杀文化氛围，这次整理大约主要重在搜集和遴选。^[20]

汉代第二次兵书整理，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当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对兵学的关注自然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因此，汉武帝除了在中央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积极提倡儒学之外，还诏令全国，广泛征集包括兵书在内的各类图书典籍：“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21]“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22]故当代学者张舜徽尝言：“汉求遗书，自武帝始。搜访既周，网罗自易。自六艺经传外，诸子百家，故书雅记，悉辐凑于京师。盖其初尚未专尊儒术，表章六经，故兼收并蓄，于斯为盛也。”^[23]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为数众多的古代兵书，从各地源源不断地被送入皇家的藏书场所，于是就有了军政杨仆整理兵书之举：“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颜师古注曰：“捃摭，谓拾取之。”^[24]可见杨仆的工作主要也是搜集兵书，性质上与第一次韩信、张良等人的做法相类似。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整理同样尚存较大的缺陷，“犹未能备”。不过，杨仆的兵学文献整理还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因为他毕竟编纂出一部《兵录》。有学者将它看作中国第一部兵学文献目录，其当然是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的，西汉后期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时，很有可能曾参考过这部《兵录》。^[25]

汉代第三次大规模的兵书整理，是在汉成帝时。当时朝廷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并在河平三年（前26）由“任宏论次兵书”，“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26]可见是由步兵校尉任宏担任具体的整理兵书任务，并由刘向总其成，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增作叙录，就每部兵书的作者、篇幅、内容、理论特色、学术价值及校雠情况作全面、系统的介绍，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而后汇总成为一部《别录》。但是，刘向尚未完成这项工作便去世了，汉哀帝又命令刘向之子刘歆接替其父的事业。刘歆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埋头进行了多年的整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将《别录》所叙录的内容加以梳理与简化，把所著录的图书区分为六个大类，再加上总括性的提要性质的《辑略》，是为《七略》。^[27]而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是直接渊源于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

这次整理的学术价值与文化贡献显然要远远大于前两次，因为它不仅划分了兵家的各类流派，而且还认真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裁夺了歧义，并深刻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值：刘向、任宏将搜集到的各部兵书，校勘其文字，确定其书名，统一其篇名，排定其篇章次序，撰就其提要，缮写而后成为定本，然后，统一交由国家集中收藏。这次全面系统的整理，使得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上能以较完善的面貌存于世，为封建王朝的军事斗争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在这之后，又有《三略》《黄石公素书》《握奇经》等兵书面世，进一步充实了秦汉时期的兵学宝库，而较小规模的具体兵学典籍整理与应用，亦始终没有就此终止。如到新莽时期，王莽依然“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