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方面下令全部拆毁齐、楚、魏、赵、燕等国互防的内地长城，“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6]，以消弭分裂割据的隐患，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出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南下侵扰、大力加强边防的需要，对原来秦、赵、燕三国的边地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连接和增筑，建造起雄冠古今的万里长城。

秦代长城的修筑，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共达12年之久。第一阶段自公元前221年至前215年，重点维修了原秦、赵、燕三国的边地长城，并新筑若干地段，以使其互相连接。通过“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7]可知，长城的修筑是在蒙恬的主持下具体展开的。第二阶段自公元前214年至前210年，其主要工程有两项：一是“自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一带）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二是在高阙、阳山、北假一带“筑亭障以逐戎人”。^[8]这两项工程都是以新筑为主。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终于在原来秦、赵、燕三国修筑的边地长城基础之上，修筑成了一道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绵延5000多公里的长城。

长城并不是一道孤立的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量的城、障、亭、燧相结合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城墙是一道高大坚固，由夯土版筑而成的连续长垣，主要用于限制敌骑的行动。当时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之军事优势在于其突然性与机动性，迅疾快速，飘忽倏往，出没无常，令人猝不及防，长城的主体工程则迫使骑兵下马攻坚，丧失了纵横驰骋的主动权，这就是所谓的“以墙制骑”。长城一般修建在险峻的山岭梁脊之上或大河深谷之间，只有草原、荒漠、旷川无险之处，才平地起城。

与长城城墙相结合的是用于防御沿边的大量城、障工事，均修筑于沿长城一线的要害险塞之处，主要用来加强重点地段的控制和防御。城比障大，既驻军又住民，用来加强重点地段的防御；障只驻扎军队，不住居民，用来加强险要之处的扼守，“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9]。有了这两项基础性设施，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遂得以充分发挥。

亭、燧也是长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重要配套设施。它们都起着边境上守望、通信、战斗等作用，一般设在高处，根据具体的地形条件，相距十里左右设一个。有些亭、燧分设在长城两侧，以利于各段之间互相联络；有些在长城之外向远处延伸，以利提早报警；有些设在通往首都咸阳方向，以使军情及时上达；还有些设于通往附近驻军和郡县方向，以利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应敌行动。

秦代万里长城的总体布局具有鲜明的战略特点，即根据敌情和地形的不同，在西北段、北段和东北段分别建立了不同纵深、不同层次的防御体系。其中西北段是秦战略防御的重点所在，因此该段共有三条防线，纵深达七八百里，从而有效地解除了匈奴贵族骑兵对关中地区的进攻威胁，巩固了秦汉畿辅的安全。北段和东北段的布局，则随着匈奴威胁的逐渐减弱和东胡势力相对弱小，分别由两道和一道边防线构成。^[10](www.daowen.com)

汉代的长城（史书上多称为“塞”），同秦长城一样，也是一个以垣墙为主体，包括城、关隘、墩台、烽堠、粮仓、武库等军事设施在内的系统完整的国防工程体系，曾经在防御匈奴，巩固国家安全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两汉时期，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对秦长城进行重新缮修，如汉高祖令人“缮治河上塞”^[11]，修筑“辽东故塞”^[12]；汉武帝委任卫青“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13]，另一方面又根据军事斗争新形势、新需要，修筑了新的长城——“塞”。塞主要修筑于汉武帝反击匈奴时期。当时汉朝政府曾先后组织了7次大规模修筑边塞长城的行动，兴建起长达20000公里左右新的长城。它大体上可以分为“西塞”“居延塞”和“塞外列城”三个部分。

所谓“西塞”，是古人对汉朝在占据河西走廊以及连通西域过程中所修筑的工程的通称，因其地处秦长城之西而得名。它东起金城郡令居（治今甘肃永登西北），西至敦煌郡玉门关，长1000余公里。它的修筑，可以看成是汉朝兵威西渐的一部分。“居延塞”，全长约250公里，起自居延泽西，沿额济纳河直至毛目之南（均在今甘肃酒泉一带）。它的修筑不但为酒泉等郡增添了屏障，而且更成为汉军继续西进或北上的一个重要前方基地。“塞外列城”，是指汉朝廷在秦长城之北（即阴山北）所修筑的边防工程，又称“光禄塞”“光禄城”“武帝外城”等，是修筑在阴山北麓蒙古高原上的南北两道长城（两道长城之间相距20至30公里）。它同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进入匈奴腹地，大大加强和拓展了汉军的防御纵深。正由于这个缘故，它修筑而成后，汉廷一直不惜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坚守这道防线，直至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因“匈奴不能为边寇”，汉朝这才择机“罢外城，以休百姓”^[14]。

秦汉时期长城修筑是国防建设上的大事，在兵学发展史上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作为中原农耕民族对付草原游牧民族武力侵扰的军事手段之一，长城的战略防御地位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对此，论者曾进行过系统的总结，认为在秦汉，长城曾起过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化短为长，巩固边防，既限制了匈奴骑兵的机动灵活性，又有效地发挥了中原军队善于集团协同作战，守御有方的优势。二是保障进攻，巩固胜利。正因为“以墙制骑”的做法有效地巩固了边防，保障了秦汉军队侧翼的安全，才能够使朝廷集中主力，在主要战略方向上主动出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表明，长城不仅是军事防御的广阔平台，也是保障进攻、巩固胜利的重要手段。三是促进北方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尤其是秦始皇移民到河南等地，西汉王朝移民至河西走廊等举措的实施，使那些地区在长城的庇护之下，民众安居乐业，土地得到开发，农业得到发展，成为当时新的经济繁荣地区。可见无论是从军事学术发展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古代历史整体演进的视野考察，长城的军事学术价值始终不可磨灭。^[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