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历史文献的记载与考古发掘的发现，我们可以认定，在秦汉时期铁制兵器已普遍装备部队，青铜兵器的使用比例已经很小。例如近年来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武库中只有少量的青铜兵器，像刀、剑、戟、矛、斧、铠甲等主要杀伤性兵器与防护型兵器，均用精良的钢铁打造，仅铁箭镞即达1000余件之多。箭镞是消耗量极大的一次性使用物品，秦汉时期箭镞普遍用铁来打制，这充分说明铁制兵器使用的广泛，象征着中国冷兵器时代青铜兵器阶段的消逝和钢铁兵器阶段的全面到来。

自战国末期至汉初，新型的钢铁戟已普遍装备部队，这就是成为骑兵主要格斗兵器的“卜”字形戟。楚汉战争时，身披铠甲、手持长戟的骑兵叱咤风云，纵横驰骋于疆场，可以楚霸王项羽为代表。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汉两军相遇，楚军壮士接连被汉军的弩手所射杀，这惹得“项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战”^[1]，即为生动的写照。

典型的西汉钢戟，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戟体长约37厘米，装柲后全长约2米，是经过多次加热渗碳锻打制成的钢戟。

西汉以后，戟的变化主要是侧伸的距刺（小枝）由原来的垂直横伸，改为垂直横出后再向上弯曲，以增大叉刺时的割、杀面积，更符合骑兵作战的要求。戟的形制也有多种：骑兵所使用的长柲戟称为“马戟”，步兵用戟与盾相配，此外还有防身短戟称“手戟”以及“双戟”。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军中的云台诸将，多有持戟作战的战例。杨泓先生指出，《后汉书》中有许多将士们在沙场上持戟奋战的记载，充分说明戟是当时军队中最主要的格斗兵器。^[2]

刀是秦汉时期开始使用的兵器。西汉时出现了一种用于劈砍的铁质短柄刀，又名环柄刀或环首刀。刀的制作技艺在秦汉时期也不断有所提高。至东汉时，军队已普遍使用钢刀。如山东兰陵县出土的永初六年（112）“卅湅（即‘炼’）大刀”，质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至于“百炼”钢刀，其质量尤胜于“卅湅”钢刀。这表明制造钢刀的工艺技术，东汉时已基本成熟，而刀的厚重，使劈砍的杀伤力十分显著，非常适用于骑兵的作战。(www.daowen.com)

弩。东汉时期弩的种类增多，主要分“强弩”和“小弩”两种。前者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大。东汉安帝元初二年（115），“羌众万余，攻围赤亭（今甘肃成县西南）数十日。（虞）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3]。当时弩的射程和强度，通常以“石”为计算单位，有一、三、四、五、六、七、八、十石等八级。一般以六石弩最为常用，大约可射260米。著名的“大黄弩”则为十石弩，射程可达400米。“弩”是汉军的“长技”之一，也是步兵抗衡骑兵冲锋与战车碾压的重要利器，在与匈奴和西羌的作战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铠甲。秦汉时期铁制铠甲开始取代皮甲而成为军队将士的主要护体装备。到东汉时，铁制的“鱼鳞甲”已在军中普遍使用。据考古发掘，在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上刻有铁制的鱼鳞甲；在河南陕州刘家渠东汉墓中，出土的陶制楼阁上也有披戴鱼鳞甲的武士守卫。总的来看，秦汉时期，随着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与工艺水平的提高，铁铠的数量与质量都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铠甲的坚度增强，类型日益增多，防护性能大大提升。

钩镶。这是一种东汉时始有的把钩与盾结合在一起的兵器，具有能攻可守的功能。它见于武氏祠画像石和邹城市黄路屯画像石。考古工作者在四川成渝铁路沿线，还发现了一具钩镶实物，铁质，长50余厘米。^[4]武器装备是战争活动中最基本的物质要素，恩格斯曾经指出：“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5]这表明，技术决定战术，战术调整军队的编制体制，并规定了相应的作战样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作战观念。显而易见，秦汉时期的武器装备在材质、形制、功能等各个方面不断获得改良与完善，为当时的兵学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