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秦汉时期各类文化创造活动对“大一统”精神的讴歌与弘扬。以汉代为例，如当时以铺陈写物为基本特征的大赋，在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扬雄等人的手中，以恢宏的气势，丰富的词汇，华美绚丽的文采，反映了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物产丰足、都市繁华、宫室壮美、统一强盛的大汉王朝的声威，美化皇帝的功业，歌颂国势的昌盛兴旺，从而热情地宣扬了“大一统”的时代主题，在文学创作中突出地体现了帝国的文化精神。又如司马迁撰著《史记》，其初衷也是为了弘扬振奋“大一统”的时代精神。这一点在其《太史公自序》一文中有充分的反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58]可见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就是为了载“明圣盛德”，对“大一统”政治局面进行热情的讴歌。

由此可见，“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这使得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而为了追求和维系统一，制定和实施一定的治国与用兵方略及其相关措施，也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了。这种内在逻辑说明，中国古代各种治国方略、兵学观念的提出和贯彻，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深深植根于“大一统”理念的沃壤之中，是文化传统作用于各种治国与用兵方略选择的必有之义。换言之，中国历代治国方略与兵学观念之所以如此绚丽多彩、各擅胜场，成为王朝统治初期政治安定、人心归附、实力提升、战争制胜与国家崛起的强大杠杆，完全在于有“大一统”思想文化氛围作支持，而秦汉时期绝大多数的战争活动，其基本宗旨也是为了造就“一统”（如楚汉战争、东汉王朝统一战争）或维护“一统”（如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秦汉时期的兵学理论，其论述的重心同样不外乎追求和维系这种政治与文化上的高度统一。(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