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40]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先后诞生，使“大一统”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践。尤其是当汉王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更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获得了切实推行的基础。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丰富深化。换言之，秦汉以降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一切政治文化现象，都笼罩于“大一统”的时代精神下，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大一统”始终为“天地之常经”：“《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41]而这一切，恰恰是封建王朝崛起的无形文化思想资源和内在动力。

这首先是学术文化的统一。思想专制，文化统一，早在先秦时期即已成为众多思想家的共同主张，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考察，才能说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推行和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历史文化现象。

在除道家之外的诸子百家都推崇“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氛围引导、影响下，秦汉时期的学术文化自然合乎逻辑地走上了整齐划一的道路。而且与先秦时期不同的是，这种统一思想的努力能够借助于国家政权机器的力量，卓有成效地落实在政治实践的层面，呈现出操作上的可行性与具体化。(www.daowen.com)

秦汉时期的中央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维系“大一统”，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这在秦代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42]在西汉初年是尊崇黄老之学：“其治要用黄老术”^[43]；“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44]；“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45]。自汉武帝起，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46]，“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47]，“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48]。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49]。这种思想上的整齐统一直接影响着历史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规范着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