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一统”思想形成过程中，《春秋公羊》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一般的看法是：《公羊》学产生于战国时代，当时中国正处于诸侯割据称雄走向全国统一的前夜。《公羊》学作为儒家中接近法家的一派，在思想体系上与荀子相一致，也突出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这一趋势，体现新兴阶级的基本要求，强调“大一统”，建立起相对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32]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然而由于《公羊》属于儒家系统，因此它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守旧性与复古性，即其并不要求这新的一统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而是主张在旧基础上建立新的一统。于是《公羊》的“大一统”，其实质便成了天下统一于周的“大一统”。《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云：“然则周公之鲁乎？曰：不之鲁也。封鲁公以为周公主。然则周公曷为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也。”^[33]尽管《公羊》的“大一统”思想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它的本质属性是进步的，是为中国统一事业的发展而呐喊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它所主张的“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理想境界，为儒家的“一统”观增添了新的内涵，使之发展到新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羊》的“大一统”理论是对先秦诸子“一统”观的总结和升华，是儒家对日趋成熟的中华文化、政治的一大贡献，并对秦汉以降中国历史的演变、各个王朝的崛起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使“大一统”的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际。尤其当汉王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更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获得了切实推行的基础。保证社会政治趋于稳定，促成王朝统治走向强盛的现实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这就使《公羊传》作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占据汉代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当时，《公羊》学是儒家“大一统”理论的主要载体，它使这一理论更加系统化、精细化，成为适合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最高政治思想纲领。

汉代儒者继承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重视揭示《春秋》中有关“大一统”的微言大义，乃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4]《汉书》“王吉传”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35]所反映的都是这一现象。然而汉代《公羊》学对“大一统”思想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对它作形式上的肯定或推崇，而是对其内涵进行了实质性的丰富，从哲理的层次上对其进行了抽象和升华。关于这一问题，蒋庆在其《公羊学引论》一书中曾有比较深刻的阐述：“大一统”思想的形上含义是以元统天，立元正始，所谓“一统”，就是要统于元，以元为宇宙万物和历史政治的本体基始；而“大一统”思想的形下含义则是尊王、建立“一统”的王道政治，巩固合理而温和的中央集权体制^[36]。可见汉代儒者正是从阐发“大一统”思想的形上含义与形下含义角度切入，使孔子所创立的“大一统”观系统化、哲理化和实践化的。如董仲舒就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集中阐述和发挥了“以元统天”“立元正始”以及“尊王大义”：

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37](www.daowen.com)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38]

这样，就从哲学的高度，也即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证了“大一统”思想的神圣性与合理性。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同样把“以元统天”“立元正始”作为自己宣传、弘扬“大一统”主张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宗旨：“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39]

综上所述，“大一统”是中国古代人们的普遍心理认同，其思想存在于先秦诸子的学说体系之中，而以儒家的阐述最为系统而深刻。儒家的“大一统”理论创始人是孔子，他所修订整理的《春秋》则是其“大一统”思想的主要载体之一。在发挥和完善孔子“大一统”思想方面，《公羊》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传解《春秋》，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思想的内容，使之在哲学的层次上得到提炼和升华，从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并成为人心思定，推动历代兵学文化进步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