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早在殷周时期，这一观念即已萌芽，渐渐地为人们所认同：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15]

维禹之绩，四方攸同。^[16]

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17]

用于天下，越王显。^[18](www.daowen.com)

到了春秋战国，这一思想遂进入基本定型的阶段。在当时，西周礼乐文明遭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大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导致诸侯争霸称雄，混战绵延。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等等，即为此现实之形象写照。人们饱受这一政治无序所造成的苦难，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于是出现了《尚书·禹贡》《左传》所称道的“九州”说，虚拟所谓的黄帝“大一统”。《史记·五帝本纪》云：“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19]想象所谓的夏代“大一统”：“芒芒禹迹，画为九州”^[20]，“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21]。在“大一统”思想确立过程中，先秦诸子曾发挥过突出的作用，在其学说中普遍反映了这个社会基本要求。虽然诸子各家在统一的方式和内容上存在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他们的共识。如法家积极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22]；墨家竭力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23]；道家虽然追慕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但同时也不乏企求一统的愿望，故倡言“圣人抱一，为天下式”^[24]。正因具备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后来的秦统一与汉统一，才有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25]之举。

当然，真正在“大一统”理论构建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应首推儒家。儒家思想较之于其他诸子思想，在整体上占有较大的优势，其突出的优点是《孔丛子·儒服》中所说的“包众美，兼六艺，动静不失中道”^[26]。因此在“大一统”思想的构建中，儒家也起到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儒家看来，其他诸子各家所提倡的“大一统”尽管政治目标正确，但是其实行的方式或途径却是错误的，并不能真正实现。按儒家的理解，“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不能像法家所鼓吹的那样统于暴力，不能像道家所主张的那样统于抽象不可捉摸的“道”，也不能像墨家所提倡的那样统于纯粹的人格化的“天”，而必须一统于“仁义礼乐”“王道教化”，即孟子所说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27]。

孔子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奠基者。面对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局面，他一再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抨击“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他褒扬管仲，着眼点也落在管仲能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维护华夏名义上的统一这一点上：“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28]。为此，他提倡“克己复礼”，反对“犯上作乱”，主张重建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将这一“大一统”理念作为微言大义隐寓于自己所整理修订的《春秋》一书之中，遂成为儒家乃至整个古代“大一统”思想的不祧之祖。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存有歧见，不尽一致，即《韩非子·显学》所说的：“取舍相反不同。”^[29]但对于“大一统”的理念，他们却是一致认同的。如孟子与荀子，一个大声疾呼“（天下）定于一”^[30]，另一个也明确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间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31]。在他们和其他儒家人物的努力倡导下，“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