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社教社社员内部之间的争论主要在学理理解的不同，那么，在与另外一个关注农村问题的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之间的争论则主要在于改造社会，解决农村问题根本出路的难以调和的分歧。1936年3月出版的《中国农村》一刊上，便刊载两篇关于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的文章，一篇为署名“作民”的《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第四届年会》，另一篇为署名“余霖”的《怎样“助成地方自治”？怎样“促兴社会生产”？——评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的中心问题讨论》。《中国农村》作为左翼进步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刊，能代表该派别对社会教育社年会的观感与所持的批评看法。

吴培元署名为“作民”的文章，主要从出席年会的人员、会场讨论氛围、实验报告真实性、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对这次年会进行质疑和批评。

其一，对出席社员广东占多数以及其权利不平等的不满。文章第一部分为“出席社员的分析”。报告出席的社员，一共有一百八十二人，其中大会所在地的广东就占了九十人。这次外来社员数和本地出席社员数的相差之所以如此悬殊，“至要原因是会议地点太不适中，偏在最南面的广州，以致一般远道社员困于经济和时间，尤其是参加实际工作，真正接近民众的下层工作人员能够出席的，实占少数中的少数”。而超过出席社员半数以上的广东社员，又有十分之九是新社员，他们大多很少做过实际工作，不能提出实际问题。同时又因语言隔膜，所以大多数默然静听，不发一言。于是各地的领袖们、高级职员们，即各处的理论家们，便变成为会场中的主角；“而且有些理论家竟利用他的地位和身份来操作一切；甚至明目张胆地在会场上用种种方法来限制别人，自己偏偏不受那些限制的束缚。就这样轻轻地把那些极少数极少数的下层工作人员，想发表一点意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具体而言，是指“同一问题，发言不得超过三次”以及每人每次发言时间不得超过两分钟，但梁漱溟却可以例外。所以有人说：“这并不是会议，不过是给一二人来宣布他的‘开倒车的歪曲理论’罢了！”这是乡村建设中主张革命与改良的根本区别在第四次年会上的反映。

其二，批评会议的安保工作过严，实际上是对广东地方当局压制抗日运动的抗议。文章第二部分为“戒备森严中的讨论”。这次会期，在广州学生举行救亡运动发生惨案之后，广州各处正在戒严。参会人员一到广州，便见马路两旁，三步一批警察，五步一队宪兵，如临大敌的样子来。“连我们会场的前后左右，也始终布满着武装宪警”，“在当局们，也许是怀着维持会场秩序保护社员安全的美意；但是这在不识抬举的我们，却不能不认为是阻止爱国宣传和发表救亡言论的监视”。因此，会场里的空气，便不得不沉闷了。凡和政府意志稍有不同的言论，虽然说到嘴边，也不得不留下半句。于是关于抗敌救亡的提案，都在审查会里就被那些所谓“稳健”的先生们审查掉了；再没有提到大会场上去讨论的余地。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当局防范着的结果。

其三，批评会议实验报告成绩的雷同和没有新意。文章第三部分是“东抄西录的实验成绩”，对在会上报告的实验区成果进行质疑。“原来社教社在每次开会的时候，总有若干机关，要发表他们伟大的工作报告。但是试一审阅这些报告的内容怎样？不客气地说，都是东抄西录；除了换几个人名和地名以外，差不多是千篇一律。而且除了给人家拿回去，填塞图书馆和装潢书架以外，我是再也找不出他们真正的成绩是在那里。”至于另一种表现实验成绩的方法的湖北、山东等地的口头报告，“不是说得天花乱坠，使听者不敢置信；便是老生常谈，提不出目前的迫切任务和实际困难。所以每使听者生厌，甚至庸俗到令人恼恨。各地年来实验的成绩究竟在那儿？只有使我感到茫茫然了”。

其四，忘记了讨论重要的救亡图存任务，希望社教社切实关注抗日救亡大事。文章第四部分为“忘记了目前的重要问题”。“目前的中国已经到了存亡生死的关头，参加救亡运动，从事救亡工作，这是每个中国人的目前最重大的任务。”“凡是中国民众所组成的团体，当然更是义不容辞地要负起这个重大使命；何况是素以复兴民族为己任的中国社会教育社呢？”遗憾的是，除了雷沛鸿、俞庆棠两位提及国难问题外，大会中心却在讨论“那些缓不济急的‘地方自治’和‘社会生产’问题，借以缓和空气，转移目标，这实在是件莫大的罪恶！我们以为对外不能抵抗侵略，对内不能驱除汉奸，那就根本不能助成‘地方自治’，根本不能促兴‘社会生产’”。希望以民族复兴为宗旨使命的社教社实施国难教育，从今以后，“我们就得加紧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领导民众从事抗敌救国！”^[69]

与此同时，薛暮桥也在同期《中国农村》上发文质疑第四届年会的中心议题，指出讨论自治或生产不如讨论它们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需要注重对时局的重视，发挥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挽救国难的重要作用。“在这国难最严重的时候，社会教育同志无疑地应当把抗敌救国当做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在这时候，故意放弃了抗敌救国工作，而来空谈什么‘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那末纵使不是有心要当汉奸至少也是避重就轻，自愿放弃‘民众领导’地位。我们深信，假使坐视国家沦亡，毫不设法挽救；那末这些大大先生们的努力，至多只是替××帝国主义‘助成’了傀儡式的‘地方自治’和‘促兴’了殖民地化的‘社会生产’而已！”^[70]

由于在改造社会方法上的分歧，如前面所提到的社教社成员古楳、理事雷沛鸿等先后与力持暴力革命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发生激烈论争。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背景下，古楳所作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被列为论战中的一本重要著作，^[71]代表了1930年前后古楳对中国农村性质的看法，研究偏于实证，侧重经济中的生产力方面。将农村衰落的主因和解决办法尽归于国民政府，代表了一种改良观点，因而遭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家薛暮桥的批评：把“雇工费大”当作导致农民贫困的一大原因，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说话；把“人口繁密”列为原因，并消极悲叹该问题无法解决，是过于悲观；在讨论“耕地不足”时，主张农民须交租纳税，完全暴露了阶级意识。因而作者“不是为农民而哭，只是‘猫哭老鼠’而已”。^[72]1934年，已持有暴力政治革命思想的古楳，再回过头看这部书时，也承认此书的弊病在于“只用机械的方法，根据不尽不实的材料，从静止的关系上去推究中国的农村经济”，太过呆板、机械。^[73]此亦可为该书展现的改良思想倾向和薛暮桥的批评作一注脚。

社会教育社理事雷沛鸿1933—1936年在家乡广西担任教育厅长，在南宁创设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作为在该省推动大规模的社会教育——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智库机关。广西教育研究院与广西师专学生的争论，背后反映了国民基础教育派与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派之称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之间的分歧。1934年12月，广西师专学生一行96人，从桂林到南宁的研究院实习。师专学生虽然肯定国民基础教育的主旨和意义，但对它的内容、教学方法、学制、轻视理论等方面，几乎都作了否定，从而与研究院师生发生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农村破产，救死不遑，人民不可能来接受基础教育”；后者针锋相对：“正因为当前国势日危，农村破产，基础教育才有爱国教育、生产教育的提倡；”“接受基础教育的男女老幼的踊跃热烈的事实，充分说明人民大众是需要这种教育的。”^[74]特别是对“以爱国教育为灵魂，生产教育为骨干”两大内容，师专学生坚持认为由爱乡土、爱家庭以培养爱国思想，非但不可能，相反容易造成狭隘的地方观念，反而足以破坏国民的统一意志，因为中国生产的下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军阀扰乱及天灾迭乘的结果。因此，两大内容的最终解决，“都落在反资本帝国主义反封建残余等等的任务上去”。^[75]

学生如此有组织和坚定的看法，绝非偶然，大多是受老师的影响。师专校长杨东莼，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学者，他通过由中共掌握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负责人陈翰笙的推荐，请来了薛暮桥等人担任教师，开设了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课程。“学生思想进步很快，自称是‘小莫斯科’”。^[76]师专学生与雷沛鸿派的争论，实际上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派与整个乡村教育派对垒的一个延伸。因为前者在批判后者时，恰如孙冶方认为乡教各派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77]

1930年代极盛一时的乡村建设是一场以乡村教育为主要方法的社会改造运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教社恰巧在同一时期出现和同步演进，将乡建视为宗旨与方针，为此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四届年会上连续、逐步深入地以乡村建设内容作为研讨的中心议题。在社外，关注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积极与其他相关机关团体合作进行乡村金融、合作经济的调查研究。社教社成为继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这一松散联盟之后维系乡村建设各家诸派最重要的平台，凭借各地轮流召开年会的契机，将东南西北异地各派的乡村建设专家和工作人员联系在一起，彼此合作成为主流，分歧、竞争也在所难免。在社内，有著名社员梁漱溟与古楳关于乡村建设方法、古楳与孟宪承关于教育范围与边界的争论；在社外则有以理事雷沛鸿为代表的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派与以薛暮桥为首的左翼、进步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激烈辩论，可视为马克思主义者评判乡村建设派的一种延伸。由于社教社与乡村建设关系密切，以致有人认为该社可以定义为“全国从事由社会教育以达乡村建设的同志们之总集团”。^[78]

【注释】

[1]《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26页。

[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26页。

[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79页

[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27—28页。

[5]《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38页。

[6]《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29页。

[7]尤蔚祖：《一年来民众教育之重要集会》，《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8期，1935年。

[8]《中国社会教育社征求乡村建设方案》，《申报》1933年10月6日，第4张第16版。

[9]《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32页。

[10]《中国社会教育社近讯》，《申报》，1935年3月16日，第5张第19版。

[11]《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50—51页。

[12]曹天忠：《乡村建设派分概念形成史考溯》，《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3]钟道赞：《参加社教年会之后》，《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2期，1932年。

[14]曾毓钊：《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集会经过》，《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中华书局，1935，第2页。

[15]晏阳初：《关于出席乡村建设学会会议等经过情形报告》，《晏阳初全集第1卷1919—1937》，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第377页。

[16]《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90页。

[1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4页。

[18]《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15页。

[19]《本社第一届年会社员籍贯比较图表》，《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2页。

[20]董氏虽来自山东，但此前主要教育活动在南方的晓庄和广西雷沛鸿派处。

[21]《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23页。

[2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26页。

[23]江问渔讲，沈文华、骆负华记《参加第二次乡村讨论会后感想》，《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中华书局，1935，第486—487页。

[24]储志：《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记》，《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7期，1936年。

[25]《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纪念册》，第100页。

[26]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编《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无锡民生印书馆，1937，第43—46页。

[27]雷坚编著《雷沛鸿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123页。

[28]杨开道：《我所知道的乡村建设运动》，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1089页。

[29]《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100页。

[30]崔载阳：《欢迎社友到广州来》，《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125页。

[31]《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大会经过》，《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中华书局，（出版日期不详）第23页。

[3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44页。

[33]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1937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出版，1980年龙田出版社印行，第412—413页。

[34]章元善、许仕廉：《序》，《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集会工作报告汇编》。(www.daowen.com)

[35]杨开道：《我所知道的乡村建设运动》，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1086—1087页。

[36]晏阳初：《致高阳》，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4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第342页。

[3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81、92页。

[38]尤蔚祖：《一年来民众教育之重要集会》，《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8期，1935年。

[39]《农人们对于乡村工作讨论会之希望》（华洋义赈总会征文），《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中华书局，1935，第475—484页。

[40]晏阳初：《农村工作的使命及其实现的方法与步骤》，《民间》1卷11期，1934年。

[41]曾毓钊：《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集会经过》，《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第6－7页。

[42]晏阳初：《复江问渔》，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4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第471页。

[43]晏阳初：《关于出席乡村建设学会会议等经过情形报告》，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第332页。

[44]俞庆棠：《欢迎三届乡村工作讨论会》，《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1期，1935年。

[45]《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大会经过》，《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中华书局，（出版日期不详）第48页。

[46]庄泽宣、崔载阳、古楳：《如何防止乡村的崩溃》，《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1期，1933年。

[47]梁漱溟：《建设与崩溃——为乡村建设问题答庄、崔、古三先生》，《乡村建设》第3卷第6期，1933年。

[48]古楳：《乡村崩溃与乡村建设——崩溃耶？建设耶？敬以请教梁漱溟先生》，《新中华》第1卷第23期，1933年。

[49]古楳：《读梁漱溟先生〈村治论文集〉后——敬以请教梁先生》，《申报月刊》第2卷第12号，1933年。（该文原名为《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吗？》，作于年会之前，正式刊发出的题名经过该刊编者的删改。）

[50]梁漱溟：《对于编制〈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之意见——一封公开的信》，《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1期，1934年。

[51]庄泽宣：《乡村建设的前提》（1934年7月），《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4期，1934年。

[52]现之：《由“谈不到建设”谈到建设》，《社友通讯》第2卷第4、5期合刊，1933年；唐现之：《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几个基本问题》（1934年7月），《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4期，1934年。

[53]古楳：《古柏良君讨论乡村建设问题函》（1934年10月15日），《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5期，1934年。

[54]唐现之：《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几个基本问题》（1934年7月），《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4期，1934年。

[55]杨效春：《杨效春君讨论乡村建设问题函》（1934年12月15日），《中华教育界》22卷8期，1935年。

[56]古楳：《古柏良君再论乡村建设问题函》（1935年1月11日），《中华教育界》22卷8期，1935年。

[57]金海观：《意识是否乡村事业评价的惟一标准》，《锄声》第1卷第8期，1935年。

[58]余起声主编《浙江省教育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第1076页。

[59]古楳：《中国农村社会转变的枢纽：土地问题：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之一》，《教育与民众》第8卷3期，1936年。

[60]《编辑后记》，《乡村建设》第4卷第9期，1934年。

[61]梁漱溟讲，郝心静记：《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乡村建设》第4卷第9期，1934年。

[62]古楳：《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之改造》，《东方杂志》第30卷第22期，1933年。

[63]梁漱溟：《中国问题之解决》，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1936，第211页。

[64]孟宪承：《教育学所不能解答的教育问题》，《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4期，1935年。古楳：《中国教育与生产问题》，《教育研究》（广州）第38、39期合刊，1932年。

[65]天行（周予同）：《教育学者和尾巴主义》，《大众生活》创刊号，1935年。

[66]古楳：《教育专业的领域在哪里？——一封公开讨论的信》，《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8期，1936年。

[67]周予同：《序》，《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第2页。

[68]李浩吾（杨贤江）：《新教育大纲》，南强书局，1937（初版于1930年），第104页。

[69]作民（即吴培元）：《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第四届年会》，《中国农村》第2卷第3期，1936年。

[70]余霖（即薛暮桥）：《怎样“助成地方自治”？怎样“促兴社会生产”？——评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的中心问题讨论》，《中国农村》第2卷第3期，1936年。

[71]高军：《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索引》，载《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第886页。

[72]余霖（薛暮桥）：《评古楳先生所著〈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第1卷第3期，1934年。

[73]古楳：《古柏良君讨论乡村建设问题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5期，1934年。

[74]马伟：《我知道的宾南先生》，载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雷沛鸿纪念文集》，1988，第152页。

[75]广西师专调邕训练班全体学生报告：《参加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工作报告书》，1935年1月，第17—19页。

[76]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41-46页。

[77]孙冶方：《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工作》，《中国农村》第2卷第5期，1936年。

[78]陈一：《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记要》，《乡村建设》第5卷第13期，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