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教各派在从分散到聚合的过程中，虽然合作是主要的，但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没有矛盾，只是当事者没有挑明，以致失落在今日学人的视野之外。事实上，在各派初期的合作联系中，不乏暗斗明争。在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存在内有邹平、平教两派关于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地之争，外有各派联合抵制李石曾欲染指乡运领导权。根据杨开道的回忆，证诸那时的书信，可以了解其中内幕，从而对负责人有关本次会议的表面现象的刻意渲染，给出新解。章元善、许仕廉在会议报告集出版序言上，反复强调会议名称，不用原定的“乡村建设协进会”，而用“乡村工作讨论会”，是为了“以精诚团结，实事求是，不重形式”；并且以无组织、无会章、无宣言、无决议的“四无”会议，只推举两个值年相标榜。^[34]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抵抗李石曾的进攻，也为了解决邹平和定县两派互不相让的局面”。结果，身为国民党元老、在华北教育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李石曾的愿望落空，未能入选主席团成员。邹平被迫放弃了“乡村建设协进会”，代之以“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名称，进而与定县在首次开会地点上展开竞争，最后占据上风。因此，晏阳初本不想亲自参加会议，后听一国际友人的劝告才与会。^[35]会议地点之争，揆诸当年档案可知，该次会议的会址，原定在镇平，后高践四拟在定县，晏阳初则向梁漱溟建议在无锡，意在排挤邹平。关于定县，晏阳初在1933年3月15日致高氏信中云：“尊意拟在定县开会，惟目前北方情形，似不甚便利，可否改在尊处，于五月举行？”^[36]“目前北方情形，似不甚便利”一语，当指定县与邹平竞夺会址之事。

明争突出表现在社教社第二届年会上，尤其是在最为重要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为要旨”的中心提案的分歧上。如前所述，实质上反映了各派在“乡建”口号下的分歧难以协调。从人事关系看，属于浙江的第三组，“因人事纷更”，内部瓦解，未能起草方案。平教会虽然“盛意协助”，提交议案，但无人与会，大约是与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和邹平的矛盾，而本届年会又为梁漱溟所主宰分不开。此后，平教派虽也派员出席第三届年会，但晏阳初从未亲自参加过社教社的年会，而且对该社的建议和来函，大多不持积极的态度。这从侧面反映了平教派与担当乡教各派之间有组织联系重任的社教社关系的微妙。第四组提案认为，中国目前条件下，“只希望能防止乡村更大的崩溃”，谈不上乡村建设。结果被与会者视为“主张停止一切乡村建设”，态度消极，不予讨论。^[37]这一争论还延续到会后，成为乡教著名的争论之一（详于后）。

求同合作。社教社第二届年会的中心议题“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虽有争论，但通过大会协商议决，一致原则同意可作为之后社会教育的要旨；对分歧部分，各社员“可斟酌各地实际情形采用”，弹性处理。在这一基础上，在第三届年会通过了《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案》的中心提案。该案综合梁漱溟、孟宪承、高践四、庄泽宣等人的意见而成，主要包括“社教的重心趋重于乡村建设”“实施社教的原则”和“社教自身力量的运用”三大方面。该案还得到教育部的认可，并“检发《该社议决之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案》，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注意采行”。^[38]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会议，是一次合作色彩较浓的会议。会前社会各界特别是农民对会议充满期待，希望与会者：统一办法、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取长补短、分工合作、替农民着想、反对利用乡建肥私等。^[39]会议主席晏阳初在致欢迎词中强调，从事乡村建设，方法、步骤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同人的合作精神”。^[40]会议期间，与会的各派领导人晏阳初、梁漱溟、瞿菊农、陈筑山、杨开道、张鸿钧、梁仲华、孙廉泉、章元善等经过讨论，达成“分工合作”的五条办法：会员应守五信条、训练中心处、实验省、人才训练和人才物色。^[41]晏阳初在谈到会议的影响时，或许因首次会议不能主办之故，不无夸大地说，会期各派之间，“化除畛域，通力合作，休戚与共，团结一体，共谋整个的国家建设，共求我国家民族之改造，今后之成功，即大家之成功，今后之失败，即大家之失败，同荣共辱，共勉共励，此诚历年努力之最快事也！”^[42]不过，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各派联系和合作确实进入一个新阶段。(www.daowen.com)

1935年后，全国乡村建设逐渐进入高潮，各派的联系合作更加紧密和深化。首先表现在团体内联系的有组织化和团体外合作的高级化。在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达成两个重要的共识：一是重视集合各乡村工作团体的长处，增加各家的联络机会；二是产生了推广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两个组织。^[43]原来只有形式，偏重精神团结的非正式的乡村工作讨论会，这时进入到名副其实的有组织的发展阶段。团体外合作的高级化，一方面是指乡村工作讨论会与社教社两大团体之间实现了跨组织的交流。第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在社教社大本营无锡举行，由总干事俞庆棠以该社的名义表示欢迎，“最竭诚欢迎的，莫过于在无锡的中国社会教育社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同人”。^[44]另一方面，指的是无锡会议关注到了乡村建设与大学教育的关系：“大学教育宜训练学生兼有农夫身手与科学头脑，每门功课有书本研究，亦有实做机会，以培养其创造力。”^[45]原来平教会与各大学组建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惜因教育观念的分歧及利益纷争而效果受损，无锡会议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进步。中国社会教育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之一，主张通过培养人才和教化改良社会，与当时主张革命的人士有较大的分歧。无论是社教社内部的社员之间，如社员古楳为代表的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大学教授”派与梁漱溟之间的争论以及古楳与该社理事孟宪承就教育要不要扩大范围、参加乡村建设的争论，还是社教社与其他激进团体，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之间，发生多次笔战。其中，思想一度偏向“激进”的古楳表现得异常活跃和抢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