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加强彼此联系是社教社成立的重要原因。在各家各派交往的同时，彼此也意识到有组织联系的重要性。有组织的联系，就是以教育学术社团为“平台”，以其年会为纽带的方式进行联系。与自发交往相比，它具有目的明确、主题集中、节时省费，交流面广、效率高的优点。20年代末30年代初，学界不甘中国处处落于人后，为振拔学术，结社风气日浓，“少数热心之士，遂联合同好，组织各种学术团体，从下往上推进，同时又向横的方面扩大”^[13]。

在这一大背景下，与乡教关系密切的两个全国性社团——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和中国社会教育社应运而生。学人已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前者在乡建由分散到整合中的作用，而对成立更早、活动范围更广、存在时间更长，作用丝毫不亚于前者的社教社，在各派有组织的联系过程中发挥的功能作用，几无涉及。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交往联系的角度，在对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研究做新的补充的同时，此处着重考察社教社在其中发挥的空间桥梁作用。两者在乡村建设各派之间的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较，社教社的组织性更强一些。

突破一隅和区域，南北对流，全国连成一体。社教社的成立和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旨在使各派互通声气，提携团结。1933年7月14—16日、1934年10月10日，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二次会议，分别在邹平、定县召开，旨在集群体的智慧，求整套的办法，以应付复杂的乡建需要。“现在全国从事乡村工作（亦即农村复兴工作）的公私机关不下百数。它们的最后目的，当然是复兴农村，复兴中国。而他们的共通目标，则是想在一个地区，用实验的方法，努力寻求整套的或部分的适切有效的复兴农村方案，以推行于全中国各个农村。但它们的做法，则不但因机关性质的公私和机关规模的大小而各异，并且因人因地而不同。……它们深自反省的结果，不仅觉着大家的工作得失，有互相比较和借镜的必要；并且感觉遇到独力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可以提请大家去共同研究讨论，以求出一个对策的机会。何况整个的中国农村问题太伟大，太复杂了，各机关单独的力量太有限，太薄弱了，如果老是各自埋头于一地道的实验工作，不问是如何苦干不息，要想求得整套的复兴农村方案殆不可能。故必须设法使各方提携团结，用群的力量去寻求研讨，然后共同的目标，方有迅速达到的可能。”^[14]

社教社年会和乡村工作讨论会会议地点的确定及轮值，既是乡教事业本身空间扩展辐射的重要表征，更是打破各派囿于狭小地点的限制，实现跨区域联系的产物。作为现代学术社团，社教社和自称“系国内从事实地乡建事业者一工作讨论团体”的乡村工作讨论会，最主要的活动方式是举办年会。因此，通过对年会的考察，可以集中地反映出乡教各派有组织联系的具体情形。1935年10月，晏阳初已观察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参加乡村工作会议的人数多寡，与会址的交通距离有关：“必定是离开会地址较近的，则出席的多，远的就要少些。”所以“乡村工作讨论会能够分年在各地举行，实在是很好的，可以使各地从事乡村工作的同志，都有参加讨论的机会”。^[15]

无独有偶，这种现象也反映在社教社的历次年会中。1932年8月，第一届年会在杭州举行，出席社员89人，来自江苏（45人）、浙江（35人）等9省，“足征本社已影响到全国各省”。这时社员总数306人。^[16]1933年8月，第二届年会在济南举行时，社员总数690人，团体社员25个。出席社员131人，团体社员15个；山东人数最多（51人）、江苏（26人）次之，来自12个省市。^[17]1934年8月，第三届年会在开封举行时，社员总数1021人，团体社员30多个。出席社员148人，团体社员15个，分布11个省市；河南人数最多（74人），江苏（28人）次之。^[18]1936年1月第四届广州年会时，社员总数1447人，团体社员38个。出席社员182人，分布21个省市。广东人数最多（99人），江苏次之（41人）。这既反映了交通距离对与会者的影响，同时也显示了乡教事业的空间扩散和发展，表明了两点：出席的各省社员人数与其和历届年会召开地的距离远近大体成正比；社员总人数，随会址的移动而不断扩大。

社教社年会和乡村工作讨论会会议地点的确定及轮值，是乡教各派超出各自一隅、实现跨区域联系的产物，也是各派实力竞争和地位被确认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初，乡教各派的交流，主要在各大区域内部进行。社教社第一届年会，虽然是全国性的会议，但主要还在以江浙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下游的华东地区内展开。从参加人数看，总人数89人，来自苏、浙、粤、皖、冀、鲁等省，以江浙为主，两省人数分别占出席总人数的50.56%和39.34%。^[19]从大会主席团成员看，有钮永建、郑宗海、俞庆棠、高阳、董渭川五人，除董渭川来自山东外，^[20]前四位均为江浙籍。从年会最重要的提案看，有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上的地位，实施救国教育、乡村建设运动及确定社教方针诸案，均出自江浙的社教单位。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邹平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为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仕廉。黄、江所属的职教社占了两席，实际上他们并未被列在发起人之列；章属华洋义赈救济总会，许系燕京大学（后参加政府派），主要作用是居间调解各派矛盾；而当时华北的乡教两主力邹平派与平教派，因第一次会议的主办地之争而产生暗斗（详后）。先后在大会做工作报告的派别和团体，有邹平、职教社、平教会、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安徽和县乌江、内政部卫生署、华洋义赈会、华北工业改进社、齐鲁大学、农村复兴委员会等11个，华北占了6家。因此，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华北地区，尤其是邹平派与平教派。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会议主要还是华北地区内的交流。

华东与华北跨区域空间的互动。社教社第二届年会的地点北移济南，无论是各省出席人数（含个人和团体社员）还是补选的理事中，均以华东和华北为多。出席人数居前四位的省份，依次分别是山东（52）、江苏（33）、河北（14）、浙江（6）；所补选的理事中，陈礼江（江苏教院）、董淮（山东民众教育馆）、彭百川（南京教育部）、尚仲衣（浙江）当选。主宰大会者，是邹平派的梁漱溟。梁氏在开会以前，即拟了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和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两案。前者为大会的专题演讲，后者为大会的中心提案之一。故人称他为大会“所花精神特多”^[21]。本届年会不仅实现了华东与华北两大区域的沟通，而且开始关注西北地区的社教。所通过的《请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提案，为下一届年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做了提示。社教社第三届年会地点定在开封，会上组织社员考察西北教育，以及会前理事会决定与当地政府开办洛阳社会教育实验区，其意义是配合当时的“开发西北”的热潮，^[22]使社教的触角伸入中原，指向西北。这表明社教社继续西进，重视并试图扩大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中上游的联系。

南北互补。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会议（定县），主席团由晏阳初、梁漱溟、高践四、梁仲华、陈筑山组成，平教派2人、邹平派2人、民众教育派1人。做大会主题报告的有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章元善、陈志潜、孙廉泉（菏泽）。从上可知，乡建的主流在北方，南方仍处于下风。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次会议已意识到南北乡建的不同，以及二者合作、取长补短的必要性。江问渔在谈到会议的感想时说：“南北各地乡运机关代表，同聚一堂，报告彼此工作得失经过，实为开展乡运工作效能之极好机会。”在县政方面，南方的江宁、兰溪，“纯以政府为立场”，自上而下；北方的定县、邹平、菏泽，“纯以社会为立场”，由下而上，做法不同。他认为“北方不重形式，不求速效；南方善用方法，力求速效”，各具特点和优势。因而他主张“尽可上下两方，同时并进”^[23]。这既是乡建需要政教合一的结果，更是南北乡教需要合流的反映。可见，至少在1934年10月以前，虽然乡教的重心仍在北方，但南方的快速发展引起学人关注，已露出重心将南移的端倪。

互动与重心南移，三大流域连成一体。1935年10月，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会议在无锡民众教育派的大本营——江苏教育学院举行。这是乡教重心南移的一大标志。会前苏教院对会议寄予厚望，其中之一是谋彻底的联络，以壮大乡村工作的力量，对社会国家有更大的贡献。大会主席团由高践四、晏阳初、陈筑山、许仕廉（南京实业部）、章元善、梁漱溟、江问渔7人组成，北4南3。分别代表政治、经济、教育等。分组做大会报告的有江问渔、王先强（浙江）、庄泽宣、俞庆棠、许士廉和梁漱溟6人，南方占5个。除大会报告和分组讨论之外，尚有晏阳初、梁漱溟和高践四分别代表三派做特约个人谈话。由此可知，南方在本次会议上已略占优势，而民众教育派也借东道主之机，提升自己的地位，与强势的平教、邹平两派平起平坐。(www.daowen.com)

如果说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会议，标志着乡教互动的重心开始南移至长江流域，那么，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则表明乡教的重心继续移到华南，使珠江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连成一体，雷沛鸿的国民基础教育派的地位也因之得到确定。1936年1月，应中山大学和广西教育厅的请求，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在广州举行。主席团由钮永建、邹鲁、金曾澄、黄麟书、梁漱溟、雷沛鸿、萧冠英、崔载阳、钟荣光、俞庆棠、董渭川组成。梁、董为黄河流域的邹平派，钮、俞是长江流域的民众教育派，其余都是珠江流域的两广籍，其中又以广东人居大多数。在大会上宣读论文和教育实验报告的，按顺序先后，有广西的雷沛鸿、山东的梁漱溟和江苏的刘平江，分别“代表华北华中华南各部”^[24]。广西教育办理成绩出色，受到大会的重视，以致总干事俞庆棠在报告社务时，认为广西的教育与山东的乡建一道，在“组织制度的努力”上，代表了本社“努力的程度”和今后发展的方向。^[25]这些表明雷沛鸿派已与邹平、民众教育两派鼎足而立，甚至有超越之势。

如前所述，第四届年会后，与会代表66人还组成该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教育考察团，对广西教育，尤其是国民基础教育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提出委婉的批评；^[26]并在南宁与雷沛鸿派举办学术会议，庆祝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成立两周年，发表观感^[27]，解答疑问。这些有效交流不仅大大增强了南北社教界的沟通联系，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岭南地区粤桂两省之间的教育交流，使得国民基础教育的名声鹊起，显示了南方尤其是珠江流域乡教的开展方兴未艾的局面。由此看来，1935年10月在无锡举办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会议后，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基本结束的说法，为时过早。^[28]

俞庆棠、崔载阳在社教社第四届年会上，一致强调年会地点的选择，对社教事业的发展具有“以点带线，点线成面”的意义。俞庆棠指出年会的举行地点，第一届在杭州，第二届在济南，第三届在开封，第四届在广州，“以地域而论，由长江流域而黄河流域而珠江流域，有普遍全国的趋势”。^[29]负责操办第四届年会的中大教育研究所所长崔载阳进而说，第四届年会的召开，不仅“充分表示出本社生命之继续不断的扩大。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沛然的扩大到珠江流域”，而且“从国家讲，这届年会确实表明我国无论南方北方，他们的文化教育始终都是一有机的大整个，不可分离的统一体”。^[30]将南北乡教交流的意义提高到国家文化统一的高度来认识，说明乡教空间联系的意义已超出其本身，与30年代日寇压境下民族意志须要集中的时代主题相扣合。

逐渐走向团结合作。由于派分、利益等原因，各家刚一接触，难免矛盾抵牾，联系与合作水平受到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联系的加强，求同存异，达成的共识逐渐增多。

开始关注乡建的全国性和综合性的问题。1935年10月，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分组讨论时，丁组讨论了“全国乡村工作团体，应如何切实联络以宏实效”的问题；并提出“乡村建设需一全国计划，且为全国建设计划之一部分”这一带有全局性的见解。这表明乡建经过各派五年多的努力和联系，已经突破和超越了原来的从小处、地方入手的阶段，开始到达了从大处、全国着眼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乡建从单一方面的建设，步入多方面建设的综合阶段。晏阳初在本次会议上总结平教会的经验，认识到乡建实验阶段，宜结合各地环境，可分别从自卫、教育、生产某一方面下手，“但至某阶段，往往感觉到单办一种事业的不足，而牵涉到他种事业，这是必然趋势”^[31]。在社教社第四届年会上，也有类似的讨论决议。关于社会教育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应施行有计划的政教合一制度，争取政府支持，且要与经济、军事等方面通力合作。^[32]由地方到全国，由单一到综合，是乡教从分散到整合的重要表现。

以中国社会教育社以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为平台，加强了乡村建设各派之间的联系，各派由异趋同，互相影响，取长补短。以交融影响而言，以社教社年会为例，在第二届年会上，通过的《所有民众读物，应该按照语言最后单位，语词分开排印，以增明确，而便教学案》。是以平教会做法为基础的。在第三届年会上，梁漱溟赞扬了平教派“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的理念；杨效春在谈到“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关系时，援引俞庆棠“要普及教育必须小学与民校合一，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合一”的观点为证；所议决的特别提案《请由本社拟具华北各省救国教育办法，呈请中央采择施行案》，规定“训练青年壮丁，改善各县保卫团”办法，则采用了广西及河南镇平民团的经验。洛阳实验区则借鉴了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以教育促进政治的方法。

各派联系过程之中，尽管由于观念（主要）、立场和权益差别分歧等原因，存在明竞暗争的现象（详见下节），但是联系、合作、团结，求大同存小异，终归是主流。经多方努力，促使乡教的范围由一隅到全国，内容由单一到综合，规模和结局从小到大。诚如晏阳初在总结乡教和乡建走向时所说：这是“整个新社会结构的建设，并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而是从根本上谋整个的建设事业，所有文化、教育、农业、经济、自卫等各方面工作都是互相连贯的，是由整个的乡建目的下分出来的，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合起来就是整个乡建事业的发展”。^[33]各派从分散到聚集，由分歧到合作，不仅是乡教发展的内在逻辑演进，而且是30年代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由个体本位向社会本位过渡的折射；更是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时代背景下，弱国抗击强敌，统一意志，众志成城的客观要求的反映。从当事人的初始设想和终局来看，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大体按照预定目标运行，甚至最后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和政治制度——以国民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新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