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届年会有一个特别决议案，为俞庆棠所提的《请本社于本年度内召集全国乡村运动讨论会案》，提出“请本社函请热心人士、教育专家，会同讨论实施乡村民众教育之理论与方法，非特拯救农民疾苦，亦所以奠国家之基础”。原案经过会议修正得以通过，修正后的办法有：“（1）设法派人赴各处作乡村建设运动宣传；（2）本社全体社员，应于本年度内，努力于乡村建设运动；（3）由理事会指定社员三人，分析关于乡村建设各项具体问题，并特约社员及国内著名乡村建设研究实验机关，分别研究实验；（4）联络全国乡村建设机关，促进全国乡村建设运动讨论会之召集。”^[1]此案虽尚缺乏具体的办法，但引起了社内外对乡村建设工作的重视。

社教社第二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之一仍然是乡村建设，并且有了新的进展。首先，在认识上，认为社会教育必须与乡村建设相结合。“当社会经过一度改造和一番自觉的时候，不能不仰赖教育以竟全功，所以乡村建设不能不与教育紧联起来。在‘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内，第二组平教会的提案有句话‘教育与建设应打成一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在民族复兴的新运动中，两者合而为一，确实不容我们忽视的。”^[2]

其次，不但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结合，一并提出，而且充分研讨，集思广益，求同存异。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第一届年会后，先由理事会于1933年3月在南京开会，议决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为下届年会的中心议题。分五组起草提案。但理事会接案之后，“深觉各案自成系统，归并不特不易，且亦无益”。^[3]明眼人一看，实质上反映了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广东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江苏教育学院各派在“乡建”口号下的分歧，抵触之处显然不少。但经过相当的讨论以后，一致认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为“今后社会教育之要旨”，反映了社教工作者们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求同存异的大局意识。

在第二届年会上，对于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认为二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民族复兴端赖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端在以乡村建设为内容，夫然后可以完成其复兴民族之功。”^[4]在此届年会上，总干事俞庆棠甚至有“函请全国各学术会社，组织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会，并拟订中国乡村建设大纲”的建议。^[5]

如果说第二届年会在理论和原则上达成社教进行乡村建设的要旨，那么第三届年会则解决了要旨实施的要点和具体方法问题。第三届年会通过了《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案》的中心提案，并“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县，照此实施要点切实进行”^[6]。该案主要综合梁漱溟、孟宪承、高践四、庄泽宣等人的意见而成。主要内容，包括三大方面。

首先，“社教的重心趋重于乡村建设”。具体要点包括三个内容：经费的增加，倾向农村，其支配的数量以工作的影响和人数多少为准；机关的设置应尽量在乡村；人才训练应使之了解乡村在民族中的地位，实习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活动之方法，体验农村的疾苦和农民的坚韧耐劳。(www.daowen.com)

其次，“实施社教的原则”。其要点同样包括目的、内容、方法三个小点。目的是培养民众的生产和组织力；内容系乡村急需的新生产工具与技术和新社会组织的方式；方法为握住实际生活问题，顾及农人固有经验，注重示范。

再次，“社教自身力量的运用”。这包括如下五个小点：使机关团体彼此能够密切联络，才有力量；着眼整个民族；认定工作中心；分工合作；扩大组织。

该案得到教育部的认可，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注意采行。^[7]

第三届年会后，社教社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召开时决议，决定具体征集乡村建设方案，“函请晏阳初先生参加组织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编制委员会，广征国内各省市从事乡村建设工作者之意见，编制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以作实施者之准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