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社在理论上主张政教合一，但在具体运作中则有分歧，成员们各有主张。就学理认知而言，以社员许公鉴的观点最具代表性。首先，他主张中国社教坚持“政治—教育—党务”三位一体的重要性。“教育与政治同为谋国家社会安宁的工具，而互相为用相得益彰的，教育是软性的，须赖政治以致其力；政治是硬性的，须赖教育以辅其功。”所以民众教育的工作，“就是政治的工作，政治的工作，就是党务工作，党务政治工作，就是民众教育工作”。因而“今后我们必得党务政治教育三面包括，联合战线，一致向地方自治一条路走，才可兼程倍功，早达目的。”而且，“三者联合一片，分工进行，以政治任指挥监督的责任，以教育负领导实行的使命，以党务做推进辅助的工作”。三者互相呼应，一致动员，然后“才能一事之举，不致使民众怨恨政治之苛暴，藐视教育之软弱，厌恶党务之多事，而水到渠成，效可立见”。

其次，提出实施教育与政治结合的设想和建议。许公鉴认为欲达到应乎三民主义治国之需要，人民的自治能力急需培养，政府机关从事训政工作，“无非训练民众使用四权有参与政治的知能；同时调查户口测量土地办理警卫，修筑道路等以筹备地方自治”。^[68]

政教合一，并非停留口头文字上，而且付诸实践。前述社教社各个实验区多少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其中尤以影响大、时间长的洛阳实验区的政教合一实施最具代表性。1934年8月20日，该社与河南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办的民众教育试验区正式成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实际操作中做到政教合一。如在试行强迫造产办法，筹措教育经费时，即“请洛阳县政府协助进行”。1935年，实验区负责人陈大白在总结洛阳实验区第二年的经验之时，着重记录实验区“战线联合之轨迹”，即当地民众教育机关如何与党务、政治、军事、农事、金融、教育等机关合作，共谋乡村建设之事业的基本情况，这不啻是前述许公鉴建议的付诸实验。陈大白指出，洛阳实验区的战线联合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为儿童青年成人之教育战线”。即所建立的基础教育制度，将学龄儿童之义务教育，失学青年之短期义务教育与失学成人之补习教育，熔于一炉，将小学、青年学校与民众学校打成一片，组织民众基础学校，这样可以节约教育经费，提高教育效率，从而教育全民，成为普及教育的捷径。

第二条，“为党政军之政治战线”。乡村建设是建设三民主义的社会，其建设理论基础该根据三民主义，所以实验理论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其次乡村建设亦即地方自治，教育事业之推行必须依赖政治力量与军事纪律以资策动，所以教育实验应以政治、军事为动力，教育与党政军建设携手共进，联合战线，共谋完成地方自治。

第三条，“为农业、金融合作之经济战线”。乡村经济建设在整个乡村建设事业中位置较为重要，民教机关之经济建设，仅能推广指导，根据农业机关实验研究之所得，为之推广、宣传，难以负责全责，所以必须与农事机关联合起来研究推广，分工合作，但经济建设必须依赖资源以流通，组织以运用，谋以组织团体流通经济，所以民众教育机关与农业、金融组成联合战线，共谋复兴农村经济。上述三种轨迹，都是洛阳实验区在具体运作中形成的，“由行而后知”，其形成原因一方面是实际社会之迫切需要，一方面是学术潮流之荟萃契合，逐渐成为“所探得之新路”。^[69]

但在实施过程中，各地在教育与政治关系方面的地位确定以及两者结合的程度上各有不同，甚至存在分歧。据高践四在第三届年会上的报告，江苏教育学院在实验民众教育过程中，深感政教合一的重要，并不想创造新的组织形式，而是“只利用原有的环境，希望就原有的社会中求出办法来”^[70]。这与广西较为接近，但后者依靠省级行政力量，力度更大，较彻底，可以称之为坚持政教结合，政主教辅。杨效春在报告山东邹平的经验时，则重视组织创新，以乡村学校代替、行使原有的基层政权组织，反对“以政治推动教育”的做法。^[71]与其说是“政教合一”，不如说是“以教统政”。总干事俞庆棠认为将政治力量容纳于教育机构之中，甚至有“以教代政”的过分理想化主张。河南镇平县主张“政教养合一”，以求自卫（军事）、自治（政治）、自富（经济），但“政”并没有政府权力的介入，而是由民选的自治委员会负责；虽政教一体，但“不是以教育为中心”。^[72]平教会对“政教合一”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在研究实验阶段，为了保持科学性，他们主张独立于政治之外；在实施推广阶段，认为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大规模地进行，但是即便如此，“政府处于辅导地位，不加强制力量”。^[73]因此，有人说，平教会由原来的政教分离改弦易辙，力主两者结合，兼邹平、青岛之长，顺应了乡教由实验到推广转变的需要，代表了社会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发展方向。

教育与政治关系认识的深化的重要体现，便是193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第四届年会的中心议题的确定。该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为“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据梁漱溟说，本题系根据第三届年会讨论的结果——“组织民众，促兴生产”而来；^[74]社员储志则谓这“实为接续历届的讨论”。^[75]与前几届年会的中心议题相比，一方面继续关注经济建设，一脉相承；另一方面，重视地方自治这一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将社会教育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其中一个设想，就是该社应有之行动、设计方案、组织机构，均应该重视“政教合一”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扩大了教育与政治合作的范围和基础。

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本质上是难以分离的。在民初教育从与政治分离到合作，甚至合一的过程中，在社会教育领域中率先认识到两者无法分离，必须携手合作。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图存成为最大的政治。以救亡为成立原因之一的社教社将华北救亡图存作为自己1935年主要社务工作之一。为了获取政治资源支持，社教社除在理论上阐明了政教合一的重要性和合作的内容和方法、形式外，还在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付诸并扩大了实践，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在行动上，为了显示社教社的诚意和重视，在每一届年会中都主动邀请会议所在地的党政负责人出席和讲话；尤其是发挥专家云集的优势，频繁向当时教育部建言献策，受到后者的及时回复和积极反应，发挥了民间智库应有的作用。

【注释】

[1]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书店，1918，第278页。

[2]《最可悲可忧之现象》，《庸报》1930年7月8日，第1张第2页。

[3]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书店，1918，第278页。

[4]舒新城：《我和教育》（下），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410页。

[5]《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第234—238页。

[6]陈之迈：《政治教育引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第53—56页。

[7]杨贤江：《序一》，载高尔柏编《学生与政治》，教育研究社发行，约1926，第1—2页。

[8]李浩吾（杨贤江）编《新教育大纲》，上海南强书局，1930，第96、102页。

[9]沈仲九：《革命和教育》，《教育杂志》第17卷第2期，1925年。

[10]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562—566页。

[11]艮：《教育者与政治》，《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11期，1922年6月，第1页。

[12]黄卓：《政治教育与中国》，《教育杂志》第17卷第3期，1925年。

[13]沈仲九：《革命和教育》，《教育杂志》第17卷第2期，1925年。

[14]汤有全：《教育的革命与革命的教育》，《民国日报》，1926年8月6日。

[15]韦悫：《教育方针讨论（二）》，《教育研究》第2期，1928年3月。

[16]许崇清：《答韦悫委员》，载许锡挥编《许崇清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第420页。

[17]蔡元培：《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260—264页。

[18]公朴：《教育者之政治的使命》，《教育杂志》第20卷第9期，1928年。

[19]天行：《中国现代教育杂论》，《教育杂志》第20卷第9期，1928年。

[20]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104—109页。

[21]《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拟订的<三民主义民众教育具备的目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700页。

[22]邱有珍：《“政”“教”“民”三位一体论》，《教育与民众》第2卷第2期，1930年。

[23]邱有珍：《民众的政治训练》，《教育与民众》第2卷第7期，1931年。

[24]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3页。

[25]青士：《教育与政治》，《教育与职业》第131期，1932年。

[26]倪文亚：《中国教育的前途》，《前途杂志》第1卷第1期，1933年。

[27]郭人全：《自序》，载《农村教育》，上海黎明书局，1932，第1页。

[28]郑一华：《一年来之民众教育新动向》，《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8期，1933年。

[29]政治通讯月刊社：《县政问题》，正中书局，1935，第53页。

[30]姜和：《本院实施民众政治教育之一实例——周龙岸乡乡自治之初步实验》，《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9、10期合刊，1933年。

[31]梁定蜀、罗理：《参加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集会报告》，《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1卷第3期，1933年。

[32]《乡运会议闭幕》（续），天津《大公报》1933年7月20日，第4版。

[33]梁定蜀、罗理：《参加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集会报告》，《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1卷第3期，1933年。(www.daowen.com)

[34]张宗麟：《中国新兴教育参观记》，《中华教育界》第21卷第3期，1933年。

[35]徐宝谦：《全国乡村运动之现状与问题》，《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中华书局，1935，第492页。

[36]《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21—26页。

[37]《社会教育机关实施救国教育方案》，《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3期，1932年。

[38]崔载阳：《八年来中国民族教育之研究》，《教育研究》第65期，1936年。

[39]《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29—30页。

[40]《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58—59页。

[41]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全宗301，人才人事530（1），顾颉刚条。

[4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47—49页。

[4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47—49页。

[44]《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62—63页。

[45]《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83—84页。

[46]《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68页。

[4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9页。

[48]《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9页。

[49]《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6—19页。

[50]《总干事俞庆棠致闭幕词》，《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25页。

[51]许公鉴：《普及民众教育之联合线》，《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48—150页。

[52]许公鉴：《普及民众教育之联合线》，《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50页。

[53]《教部令各县普及乡村民众教育》，《申报》1932年9月2日，第3张第11版。

[5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30页。

[55]《教部注重社教事业》，《申报》1934年2月2日，第4张第16版。

[56]《中国社会教育社请教部推行决议案》，《中央日报》1934年12月5日，第2张第4版。

[57]《中国社会教育社议定民校课程标准》，《申报》1934年12月18日，第4张第14版。

[58]《社会教育社呈请施行民众学校课程标准》，《中央日报》1935年2月4日，第2张第2版。

[59]《教部令实验民校課程标准草案》，《申报》1935年3月31日，第5张第20版。

[60]《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75—76页。

[61]储志：《中国社会教育社的过去与将来》，《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934年。

[6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15—16页。

[6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30页。

[6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55页。

[65]《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38—39页。

[66]《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31—32页。

[67]《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78—79页。

[68]许公鉴：《普及民众教育之联合线》，《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42—150页。

[69]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二年》，《社友通讯》第5卷第1、2、3期合刊，1936年。

[70]《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79页。

[71]《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85页。

[7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96页。

[73]刘平江：《如何培养地方人民自治团体》，《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4期，1935年。

[7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36页。

[75]储志：《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记》，《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7期，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