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社与一般学术团体不同的是，它不仅发挥集体智慧，提出有学术含量的议案，而且多向国民政府各级党政机关进行教育，尤其是社会教育方面的智库建议。社员许公鉴强调，完成社教乡村建设的宗旨，单靠教育不行，“要教育工作与政治党务联合”，才能奏效。这可以说是一种将政党、政府包含在内的范围比较广泛的政教合一。

许公鉴认为应该形成“党务—政治—教育”的“联合线”。具体而言，“教育与政治同为谋国家社会安宁的工具，互相为用，相得益彰，教育是软性的，须赖政治以致其力；政治是硬性的，须赖教育以辅其功。现在许多同志们，迷信教育的万能，而忽视政治若无用，不免多吃辛苦，而少成就。”例如就民众学校招生而言，可称是一个普遍的苦难问题，如由政府施行强迫政策，明定法律，一致实行，相信可减省不少精力。把这种浪费的精力，移用于别项工作，效益会增加不少。政治工作正以筹备地方自治为目标，所谓调查户口、测量土地、办理警卫、修筑道路，均需民众训练。所以，“民众教育的工作，就是政治的工作，政治的工作，就是党务工作，党务政治工作，就是民众教育工作。既是殊途而同归，何不携手以共进，今后我们必得党务政治教育三面包括，联合战线，一致向地方自治一条路走，才可兼程倍功，早达目的。”^[51]

关于教育与政治联合的办法，依许公鉴的见解，“应当把现在的党政教育的制度和活动的方式彻底改造一下。三者联合一片，分工进行，以政治任指挥监督的责任，以教育负领导实行的使命，以党务做推进辅助的工作。例如荒地造林，由政治机关制定办法，考核成绩；由教育机关教导办法，领导实行；由党务机关宣传益处，辅助进行。又如强迫识字教育，由政治机关明订法律，严厉执行；由教育机关研究办法，从事教学；由党务机关举行运动，指导宣传。三者互相呼应，一致动员，然后才能一事之举，不致使民众怨恨政治之苛暴，藐视教育之软弱，厌恶党务之多事，而水到渠成，效可立见。”^[52]

第一届年会后，社教社即开始向教育部递交年会报告，指出过去教育对于乡村民众教育有所忽视，教育部对此表示认可，并采取了相应措施。“教部通令各省市教厅局云，据中国社会教育社呈称，过去种种社教设施，未免重于城市而略于乡村，以后改进，似宜注重乡村民众教育。”同时附有高阳草拟的《苏省各县县单位乡村民众教育普及办法草案》，结果也被江苏省教育厅“采用施行，暂指定江宁无锡南汇三县为试行之所，其他各省似可踵行”。^[53]

在第二届年会上，通过了《民众教育，应附属于各种民众生活有关系之组织中推行，而以唤起民众，完成国民革命为目标案》。审查意见：请理事会建议行政院及内政、教育两部通令各省，参考原案施行。^[54]1934年年初，社会教育社呈请教育部，“通令增筹社教经费训练人才”，“请转咨各省府通令县府凡民教机关所在地之公务人员，应尽力协助民教事业之进展，并定考核办法，以资责成”，并通令各省组织国外社会教育及乡村教育考察团等。^[55]

第三届年会后，中国社会教育社整理相关提案，汇集为要案十件，诸如积极提倡教育电影，呈请教育部规定民众教育为师范学校必修课程，规定社教经费所占比重，各省市社会教育视导工作由专人负责，筹设流通图书馆等提案。此外，中国社会教育社对“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请令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添设社会教育系，以推进社会教育”等特别重要提案，均分别专案呈请教育部核办。^[56]

1934年8月，社教社鉴于全国民众学校众多，“亟须订定民校课程标准，公布全国以应需要”，曾推钟灵秀、甘导伯、杨效春、冯绍武、冯国华、赵冀良、杜良杰等七人起草，送由理事会转经大会决议，请钟灵秀召集原起草人开会，决定原起草人16、17两日在教部召集会议，将民众学校国语、算术、音乐、体育等科全部课程标准完全议定，交由中国社会教育社呈请教部核定公布。^[57]社教社第二届年会时，即决定编拟民众学校课程标准，呈请教育部通令施行。经一年之研究，于第三届年会时提经大会讨论通过，将该项课程标准呈请教育部通令施行。^[58]1935年3月，教育部令各厅局根据中国社会教育社所拟具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采择施行。教育部将原草案分别下发给所属各民众学校，并指定较为优良之五校至十校，按照该标准草案，先行试用一年，以期获得充分研究实验，待实验期满后，汇齐试用各校意见，开具详细报告，进行修订推行。同时规定这一政令其实行期限最迟不得超过7月31日，可见教育部对于此项课程标准的重视和急需，对其实际成效寄予厚望。^[59](www.daowen.com)

在第四届年会上，重要提案包括十三个，其中多个提案不仅会上通过，而且建议党政机关颁布实施。如《呈请教育部确定民众教育厅局，增设民教视导员，以健全教育行政组织，增加行政效率案》《由社再呈请中央明定民众教育课程为各级师范必修科目并注意民教实习案》《请教育部严令各省市限制划定拨足百分之二十社教经费按年递增并着为考成案》《建议国民政府在修正宪法草案时明白规定社会教育地位案》《建议教育部从速制定社会教育机关人员任用及待遇规程案》《请由本社制定训练民众、组织民众方案，呈请中央通令各省市实施以增民教功效案》等。

以程宗宣提出的《普及失业民众简易教育案》为例，社教社努力向教育部建议进行宣传落实。其理由为：“我国因教育未能普及，失学民众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失学民众过多，不仅社会文化低落，并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于政治推行、社会生产、国家建设均颇多障碍。欲谋民众复兴，对此大多数失学民众，不得不有整个具体计划，以资救济，我国过去虽曾有分年普及民众教育之计划，实施以来，迄无若何成效，最近教育部已有普及儿童教育之实施义务教育计划，且有中央补助经费之规定，但对于失学民众之教育，仍尚未提及，吾人既知失学民众教育之重要，自不能不谋有以普及，惟此种教育其内容应以公民常识为主，识字读书为辅。既非正式的普通的教育，而实施方式亦必求其经济、敏捷、简单、易行，故拟命名为‘民众简易教育’。”

该案具体方法为：拟请大会呈请教育部速颁普及失学民众简易教育实施方案。并提供办法要项数则：

其一，凡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未受义务教育之民众，无论男女，一律应补受民众简易教育。其二，民众简易教育内容包括两种：公民训练，授予一般公民实际生活上应具智能，如新生活习惯之注意，国家民族观念之培养，以及政治、经济、史地、法律、常识、音乐之陶冶，简单军事训练等项。文字教学，分识字、书法、算术等项，使能达到认识常用字一千个以上，并能读书看报写信记账。其三，民众简易教育实施方式。公民训练：以集合训练为主，分讲演、讨论、操练、集团活动、巡回指导等项，每次集合一小时至三小时为准，每一民众至少应参加公民训练三十次。文字教学：以能达到识字读书看报写信记账各项应用为目的，不限时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其方式有成班教学、自行施教、上门教导等。^[60]

中国社会教育社通常在年会结束后，将相关重要决议案整理提交给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向其建言献策，努力发挥其资政作用。在第一、二两次年会后，社会教育社“除直接函请各省市教育厅局或社教机关采行外，有很多的重要决议案，向政府建议，亦多由政府采纳”。其中主要议案如：建议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试行县单位乡村民众教育普及办法；建议教育部并通函各省市采行救国教育实施方案；建议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派人出国考察美、俄、德、丹麦、瑞士等国社会教育及乡村教育；建议教育部通令各省市限期设立社会教育人才训练机关；建议中央通令各省市分别规定社会教育服务人员养老金抚恤金条例及进修办法；建议教育部订颁社会教育服务人员待遇办法；建议教育部通令各省市社会教育机关，注重实物教学及电影教学；呈请教育部从速公布社会教育法规，为设施之准绳，以利事业之进行；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县教育主管机关，切实执行社教经费应占全教经费成数之规定。^[61]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教育社在向政府建言献策过程中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和密集的，尽到了作为民间学术团体应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