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教育社自成立起，除了前面第一章中提到的积极向教育部、有关省份教育厅争取经费补助外，一直比较注意推动政教合作，但各家所理解的合作的形式与程度有分歧，总的来说，趋向于政教合一。为推动社教的进展，社教社在历次年会上，均注意邀请中央、地方（尤其是会址所在省分）党政机关负责人或代表出席，加强教育界与政界的沟通和联络。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杨栋林、陈顾远、张家笵、区方浦（两广西南政务委员会执行部），教育部代表彭百川、何思源、张炯、黄麟书，省党部代表胡健中（浙江）、张苇村（山东）、王星舟（河南），省政府代表王继曾（浙江）、张鸿烈（山东）、李敬斋（河南）、金曾澄（广东），教育厅代表钱家治（浙江）、相菊潭（江苏）、钟道赞（福建）、何思源（山东）、齐真如（河南）、黄麟书（广东）、雷沛鸿（广西）等，先后莅临指导或发表训词。其中，出席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代表区芳浦，广东省政府代表广州大学校长金曾澄，教育部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广西教育厅厅长雷沛鸿，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

如第二届年会函请会议所在地山东省厅局代表参加。“除呈请中央党部、教育部派员指导，函请山东省党政机关参加外，并由理事会函请各省市教育厅局派员参加，以期学术界与行政界彼此可以沟通，而使全国社会教育有长足的进展。”^[47]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山东教育厅代表均有发言。中央党务代表陈顾远训词，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教育办理，应注意三点：“第一，培养民族精神；第二，培养民族组织能力；第三，应注重人民的科学观念及实际知识。”^[48]

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致欢迎词更为详尽，集中反映了政府方面对社会教育社的观感，内容包括对社教社的充分肯定和在乡村建设、救亡图存方面的期待：

肯定社教社成立和发展的意义。“贵社于东北事变发生后本教育之热诚，抱救国之宏愿”而成立。自成立后发展迅速，而且“泯除畛域，不分派别，团结合作，为当世楷模。”

认为社教社乡村建设宗旨切合实际需要。中国“近年来入超日巨，农村经济日落”，乡村破产之声不绝于耳，“根基动摇，崩溃堪虞”。社教社宗旨，在“增进农业生产，改善经济之组织，促进乡村建设，充实人民之生活。本届年会，更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为讨论中心，行见宏猷展布，大厦共擎”。(www.daowen.com)

社教社本身的团结合作，并向政府建言，树立了政教合作的风气。“环顾教育发达之国家，其国内教育团体亦独多，互助共挽，易至普及。吾国自中华教育改进社中衰以来，只中华职业教育社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岱并峙，渐感寡助。”社教社的成立，“教育壁垒，彩焕一新，且能合作共济，谠论时出，为行政当局之诤友，树社会事业之风声”。

社教社实现了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结合，宗旨明确。乡村建设与民众教育，为现代中国新事业之两大动向，亦为民族复兴之要图。各地民教实验区、村治学院及研究乡村建设等机关，如雨后春笋，蓬勃连绵，各具有特殊的目标。而社会教育社揭橥以乡村建设为宗旨，合二为一，“救国良谟，相得益彰”。^[49]

在第三次年会闭幕词上，总干事俞庆棠诚恳地说希望“中央最高的党政机关，继续给予我们指导帮助”，表达了与政府合作的热望，并引用国民党元老钮永建的话：我们的事业，必须与政府的方针密切融合，否则不但不能成功，其结果也不会良好。还实事求是地承认社教社社员都是在社教埋头工作的人，平时或没有多少机会，能够与政府常常接近。“我们只有希望中央最高当局顾念民族的危机和我们为民族努力的诚意，能够注意到我们的事业，而常常予以同情与指导。”^[50]换言之，在与政界联系方面，社会教育界处于被动地位，希望政界高姿态，主动关心和联系教育界，这样才能将社教建言更好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