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国社会教育社史:参与中国救亡运动的贡献

中国社会教育社史:参与中国救亡运动的贡献

时间:2023-08-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适逢其时的社教社敏锐地触及了这一主题,历届年会多以救亡为重要议题,且届届接续,层层深入。欲谈挽救之方,“惟有统筹具体有效方策,使各地社教机关在联合战线共同努力之方式下,以训练全体民众的团体生活型态和习惯,为各社教机关的整个中心思想,借以复兴民族精神,挽救国家危亡”。关于《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新生活运动案》,提案的理由为:新生活运动为增进全民生活向上发展之一种社会动员运动。

中国社会教育社史:参与中国救亡运动的贡献

社会教育的目的随社会实际需要而变,富有弹性与适应性,这是它优于学校教育的明显之处。1930年代初,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救民族国家于危亡成为时代强音,也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恰好为社会教育发挥本身的优长提供了舞台。当南京国民政府抗日的政治、军事国策未便公开之前,动员鼓气的文化教育,尤其是民间的社会教育的御寇准备作用,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适逢其时的社教社敏锐地触及了这一主题,历届年会多以救亡为重要议题,且届届接续,层层深入。第一届年会特别决议案之一,是由雷沛鸿、赵冕、俞庆棠等人所提的《拟请社会教育机关,一致提倡爱国教育案》。《拟请社会教育机关,一致提倡爱国教育案》提倡社会教育应该推广爱国教育。其理由是:人民必须爱国,教育必须教人民爱国,此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易。我国当前正处危难,社会教育,既以大社会为施教范围,尤不可以荒弃本务。具体实施办法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鼓舞及奖励当地民众,慷慨解囊,援助东北义勇军,具体方法为开展节衣会、缩食会、减除消耗会等。另一方面,鼓舞及辅导当地民众参加抵制运动,具体方法为开展仇货辨认会(以救世军传教方法行之)、国货展览会(以游艺会辅行之)、国难宣传大会,其中国难宣传大会为第三步办法,在其中以唤起民族意识为目的。[36]

此议案经审查照修正案通过,且最后几乎被教育部全文采纳,改题为《社会教育机关实施救国教育方案》,“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转饬遵行”,其发布理由为:“盖一国之教育,自应以民族独立为先决问题。最近我国内忧外侮,愈形严重,所谓‘民族生命’,已濒危殆。尤当以雪耻御侮,挽救民族国家之生存为中心目标。社会教育既以最大多数之民众为施教之对象,则其对于‘唤起民众’以‘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自应比较学校教育,负更大之责任。故今后中国之社会教育,应尽量灌输救国教育之精神,而由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以各种方法努力推行之。”在提出办法时指出:“社会教育实施救国教育之目标,期在养成民众强毅勇敢之精神,勤俭克苦之习惯,利群爱国之观念,国民应有之常识,与团结自卫之能力。务求在全体民众之中,普及救国自强之共同意识,培植复兴中国之真实力量,其实施之方法,为目前所急应实行,或应继续推行。”[37]

这一救国教育方案的提出和被教育部采纳转发,由民间愿望转为官方意志,足以证明它的价值和影响。因此,时人给予它“以发扬民族精神及陶铸民族意识为重”的评语。[38]

第三届年会召开时,鉴于东北已经沦亡,华北五省形势危如累卵,民气“消沉万分,悲歌慷慨之气,丧失殆尽,故应从根本入手,加倍努力于救国教育,以唤起固有民族意识,而御侮图强”,又通过了《请由本社拟具华北各省救国教育办法,呈请中央采择施行案》的特别提案。其办法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振起国族精神”。各校教职员对学生训话,各社教机关对于民众演讲,尽量采取历史上之国耻及成仁取义之先贤事迹。官佐对士兵,父母对子女,以及剧场表演,影院映片等,皆应注意唤起民族爱国观念。

第二,“训练青年壮丁,改善各县保卫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为社会中坚分子,一面应仿日本青年团处女会等组织,使其获道德知识上之养育;一面照广西及河南镇平民团办法,树起民众武力,并由各社教机关积极辅助,以废除已往绅豪操纵把持的积弊。

第三,“广设民校,并改进其工作”。民众学校之目的,在以学校形式,而得深入民众之路径并以之为乡村改造之中心,因此应以民校在校及毕业生为民众运动之中坚,以从事于一切社会及经济建设,绝非仅以使能读书识字即为了事。现今各地民校学生多偏重识字写算,致富有现代需要意义的民众学校,变成社会点缀品,而不为国人所重视。故应急图改良,强迫壮丁就可能时间必须入学,并特重组织与训练工作,以推进社会,而完成各种建设。

第四,“努力合作事业”。农村经济破产,致各种事业皆不易推行,应使都市金融流向农村,由行政、教育及金融机关,会商办法,辅导民众,成立各种合作社,以资救济而裕民生[39]

此外,在本次年上还有加强训练民众团体意识的提案。陕西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刘宰国有《请由本社决定具体方案,训练全体民众的团体意识,以复兴民族,挽救危亡案》。该案提出的理由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弱点,暴露无遗,国家前途,隐忧殊深,推究原因,为民族之缺乏团体意识。欲谈挽救之方,“惟有统筹具体有效方策,使各地社教机关在联合战线共同努力之方式下,以训练全体民众的团体生活型态和习惯,为各社教机关的整个中心思想,借以复兴民族精神,挽救国家危亡”。其提出的办法为:“由本社选定社教专家,研究具体方策并呈请教育部通令全国积极施行。”[40]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表面在政治、军事上对日寇退却妥协,暗中却并没有放弃教育文化上的抵抗,具体而言,“从教育文化方面,培植舆论,唤起民族意识,以为将来抗敌之准备”。[41]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该提案的价值以及当时华北教育文化界风起云涌的反日浪潮的隐因。

尽力推行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既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社会政治运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全面抗战前进行社会动员准备的一次运动。在第三届年会上先后有两个相关提案。沈世祺、丁明德提议的《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新生活运动案》与吴县角直民众教育馆谢巾粹提议的《请通函各省市教育厅局转令所属各社教机关组织民众新生活表率队,劝导民众实行新生活案》。

关于《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新生活运动案》,提案的理由为:新生活运动为增进全民生活向上发展之一种社会动员运动。其宣言中云:“国家与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使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合乎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即是目前救国、建国、复兴民族之革命运动。”

民众教育作为顺应当时中国教育和中华民族之需要,为解除民众穷、愚、私、弱、乱五种仇敌之围攻。概言之,新生活运动与民众教育的推广本质上是目标一致的,而证以杜威“教育即生活”之名言,益信新生活运动与民众教育,不仅具天然实质之关联,实为相互并容之一体。如二者相互并进,打成一片,则成效自然日益显著;故今后之中国社会教育,应注重于新生活运动之实施,而由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以各种方法努力推行之。办法:由大会推举五人,起草实施办法,交理事会通过后,请全国各社教机关实行。[42](www.daowen.com)

《请通函各省市教育厅局转令所属各社教机关组织民众新生活表率队,劝导民众实行新生活案》的理由为:新生活运动开展以来,我国社教工作人员有启迪民智,领导群伦之责,对此救亡图存之工作,似应群策群力,共谋进展。本馆应该施行其他各方面教育,裨益民众,诚非浅鲜。拟请通函各省市教育厅局转令各社教机关,乘机组织进行。至少年团之命名,只不过教育对象之区分,各地尽可酌量办理。其所提出的办法为:由社通函各省市教育转令所属各社教机关办理。最后大会决议:修正通过《由本社通函全体社员在实施民教时,尽力推行新生活运动案》。办法交理事会拟定。[43]

在第四届年会之时,更有《普遍实施公民训练案》和《各省市社教机关积极实施国防教育案》。《普遍实施公民训练案》的具体办法包括四个方面:拟请大会呈请行政院暨教育部通令各省市一致普遍实施公民训练;制定普遍实施公民训练办法;各地普遍实施公民训练,所有受训公民应于四年内训练完成,得分期分区办理;各地普遍实施公民训练每期办理完毕,应依性别、年龄、职业或其他条件,分别严密组织,俾获得继续受训机会。[44]

其中,关于制定普遍实施公民训练的办法,其要点共有八个,具体为:各地公民训练由各地教育机关联络当地党政军各界暨自治人员共同办理;凡年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之公民,不分性别,不论职业,一律应受民众训练(公务员教职员学生及已受中等教育公民准免受训练);公民训练以利用原有保甲乡镇自治组织或职业组织为编配根据,遇必要时得另行从事组织(如壮丁队、青年团、妇女会之类);公民训练课目分公民常识、音乐陶冶、军事、集团活动等项,必要时并得举行文字教导及游艺表演;公民训练以集合训练为主,每次集合以二小时至三小时为准,每一公民至少应参加训练三十次;公民训练所用教材由本社搜集现有材料汇集编订教材纲领分送各省市教育机关参考;公民训练服务人员,应由各机关公务人员各办理自治人员及各学校教职员学生分派担任,纯为义务;各地办理公民训练,应拟订施行细则,自各省会推广至各县市,自城镇普遍于各乡村。

鼓励社员回到熟悉的地方从事救亡民众训练的基本工作。在第四届年会上,张宗麟、周葆儒、张俶知、濮秉钧等人提出《社员回到熟悉地方去做民众训练的基本工作案》。其所陈述的理由为:社会教育工作者,当此国难危急的时期,应该深入地方,从事民众训练工作。这类工作,“在目前虽看不出花花绿绿,炫人耳目的表现”,但是从长远的复兴中国民族的角度来看,“将来必然发出极大影响,也就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此议案也提出,社员做民众训练的主要办法有六个方面:

第一,凡本社社员,每人至少要认定一处去做工作,但本人于该处必须有相当熟悉,如家乡或工作多年之地,又最好是到乡村里去。

第二,认定工作场地后,即着手认辨或结识当地有为青年,及有见地的老者,先从举办公共事业做起,例如兴办小学民众教育等。

第三,既有了事业,然后着手认识本地大部分的有为青年,加以组织的训练,如用自卫团、青年俱乐部等名义,办法可以仿照十六年以前国民党的办法,并参酌邹平的乡学校村学及定县的毕业同学会等。

第四,训练的唯一内容是复兴民族。

第五,每成立一处即报告总社,总社必须予以经济人才及材料方法等接济。

第六,总社须指定有魄力的社员(或理事)主持全国民众训练的事。

此为社会教育社参与地方民众教育的方法尝试,同时也是其对国民进行救亡训练的重要手段。[45]

与此同时,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大祉提出的《沿海各省市社教机关积极实施国防教育案》也在第四届年会上获得通过。其理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沿海各省市地居要冲,应亟实施国防教育以未雨绸缪。相关办法有四:第一,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级社教机关所举办之民众学校加国防常识为必修课程,每周以六十分钟为限。第二,各级社教机关应特辟国防教育展览室,招致民众阅览。第三,各级社教机关每周应定期举行国防常识讲演,切实灌输民众国防常识。第四,各级社教机关应常常联络军政机关举行大规模之国防演习,切实训练民众的国防之知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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