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后，诸多教育机构西迁至当时尚未沦陷的广西。1938年底，迁桂的中国社会教育社与生活教育社、新安旅行团、桂林市政府一道在桂林开展“岩洞教育”，合作创办岩洞教育实验区。作为“在寇机不断屠杀下的桂林，目前正积极的加紧实施一种国防的、反侵略的、新而且活的教育”^[39]，它最为值得称道之处在于结合全面抗战不分南北的具体空间实际和需要，灵活多变地创造性实验战时新型的社会教育。

岩洞教育实验区是以广西桂林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岩洞为依托，加之在战时敌机轰炸下百姓经常逃至岩洞中躲避的客观条件，因地因时因需而采取的一种战时生活教育。岩洞教育的理念主要由陶行知提出。1938年12月8日，陶行知在《广西日报》发表《岩洞教育的建议》一文，公开表示提倡岩洞教育，后由生活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及新安旅行团一并施行。陶行知提出“把每一个岩洞变成一所学校”“警报钟就是我们的上课钟”等关于岩洞教育的口号。^[40]

陶行知认为避敌机轰炸而躲在岩洞中的民众，有上课时间、教课先生以及授课地点三大因素，所谓“三美具备”：岩洞是天然的校舍，躲避空袭的老百姓有现成的时间求学，知识分子是现成的先生。^[41]“每一大山洞是一个战时民众学校，每一小山洞是一个课室”。加上广西省政府本来早就拟定1939年为成人教育年，要使一千三百万广西人，人人都能受到抗战教育，因此，立即采取陶行知所提议的办法，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岩洞教育是成人教育的最适宜的方式。^[42]

进而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邱昌渭提出进一步的期望，他说：

广西省政府原定二十八年为成人教育年，在战区将逐渐扩大至西南的今日，本省成人教育之重要性当无需赘述。势必集合全省教育界之力量，以从事此种运动；并使之与抗战需要相配合，而获得更积极的效果。日前陶行知先生来桂，目睹空袭避难时间之浪费，向省府建议施行岩洞教育，其用意及方法至善，尤与本省成人教育运动之宗旨相合。且得各团体及热心人士之赞助，始获如此迅速实现。此固为一种适应环境之新教育的试验，更可谓整个成人教育运动的开始。故不仅在有空袭警报时施教，无警报时亦可在洞内上课，且将扩展范围至山洞以外，使桂林全部的成人均获有受教之机会。然后再将此种试验的结果，加以考察与改进，普及施行于全省。则对于抗战建国之前途，必大有裨益。^[43]

岩洞教育的实施。根据桂林当时当地的情况，陶行知提出具体的相关办法：

每一大山洞为一战时民众学校，每一小山洞为一课室，社会团体、政府机关或学校有力量独力组织一团者，由政府核准得成立一团，称为某某团体机关或学校普及教育团，负责管一大山洞。个人志愿为团员者由政府按其地址远近将其编入某团服务，或将其组织成一团或数团。团员纯尽义务。每团设团长一人，副团长一人，分团长一人，由各团自推之。各团视儿童妇女及青年之需要施以适当之教育。山洞教育内容：第一阶段山洞教育内容包含军事、政治报告（国际、中国、本省、日本，注重最近消息及分析）、抗战故事、空袭常识、教唱歌、科学常识等。文字训练从认识标语口号入手。每次上两课，每课半小时。

普及教育团团员之训练。其中规定，初步集中训练一星期，每天二小时；以后每星期集中训练一次或二次；团员训练根据一般教育内容及妇女小孩青年团之特殊需要；设示范团轮流对各山洞扼要辅导，以便各山洞之普及教育团可以有较好的经验。此外，组织指导委员会由政府聘请专家担负训练团员之责，组织编辑委员会，生产教学材料，以便各团应用。

设备方面，规定“最低限度之设备”为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以及随时调换之标语。至于留声机、无线电收音机、小孩玩具、简易药箱等用品，则不强求。预期的成效为：“老百姓有现成的时间，知识分子有现成的贡献，大自然给我们以现成的课堂，我想三美俱备，一千元可以使十万，乃至二十万人受初步教育，还能推到同样的环境去。”^[44]

岩洞教育充分利用桂林独特地貌条件，推广民众教育，使其“认识自己，认识国家，认识抗战，认识世界”。因此有人说：“凡是到过桂林的朋友，没有不对于桂林岩洞之多与特别奇观而感到绝大惊异与兴趣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就利用这些岩洞来进行教育成千成万的大众，使他们认识自己，认识国家，认识抗战，认识世界——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45]

时人根据岩洞教育相关情况，作成《岩洞教育歌》，充分地表现了桂林老百姓过着战时如平时的生活。诗歌的正文为：老百姓整天忙匆匆，没有钱，没有空，平时想把书来读，又见铁鸟上天空；敌人送来好机会，岩洞里，细商量，二期抗战已开始，怎样才能打胜仗？认几个字儿听听讲，不花钱，进学堂，知识好比大炸弹，帮助我们杀东洋。^[46]

对于岩洞教育在战时教育中所起到的作用，时人评价道：“抗战以来，寇机不顾人道，到处肆虐，绝尽屠杀的能事，使我广大的民众躲避无路，一想到他们在轰炸中浪费的日子；看到桂林民众能在岩洞中利用每一分有用的时间，学习抗战知识，这不能不算是‘得天独厚’了。”^[47]

岩洞教育使得战时教育在桂林地区能够更加行之有效地推行开来，同时也为更多战时地区推行教育起到模范作用，并为全面抗战后以岩溶地区为地形特征的大西南后方教育探索了一条新的抗战教育道路。例如在贵州，其地僻西南，社会各种事业，较他省落后，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自战事发生后，贵州省教育厅结合贵州省地居西南高原，山脉纵横的地域特点，利用天然岩洞作为临时校舍，“已令饬省县各公私立学校查照办理，现盘县、遵义、桐梓等地学校，均已先后寻得岩洞，但大小不等，尚须招工修理，略事布置，即可利用”。^[48]此外，岩洞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为中外人士所注意。苏联记者卡尔曼曾把桂林的岩洞教育摄制成新闻片，寄往欧洲宣传，引起国外人士的注意。^[49]社会教育社对与生活教育社等联合在桂林因地制宜开展岩洞教育实验十分重视，对所产生的影响也较为重视，视其为宝贵的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教育社与各有关政府、学校联合设立的各个教育实验区，在探索社会教育实施时有不同侧重点，北夏民众教育实验区主要探讨政教合一的成人教育途径，其所试行的“四年半日制”成为普及民众教育的一大特色手段。洛阳社会教育实验区在推行政教合一的基础上，实行强迫征学制，为相关区域发展教育提供有效案例。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一方面注重对乡村青年及其领袖的培养与训练，另一方面致力于对乡村建设事业的倡导和扶植，在教育和生产领域积极互动推进。桂林岩洞教育实验区则探索战时社会教育的有效措施，在为民众提供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动员民众，使其为抗战做贡献，并为战时大后方依托自然环境发展民众教育提供重要经验。在这些实验区的设置与运作过程中，社教社充分注意到点与面，重点与一般，从东部向西部、西南部拓展，跨越了平时与战时两个不同的时代，为成人教育、民众教育、政教合一、乡村建设、战时动员、生产运动等实践提供重要的案例支撑，由其所获得的成绩和经验为社会教育大规模、低成本地有效开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注释】

[1]《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68页。

[2]《中国社会教育社附设民众教育实验区计划纲要草案》，《教育新路》第27、28期合刊，1933年。

[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56页。

[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58页。

[5]《中心问题以外提案决议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81页。

[6]王倘：《关于惠北民众教育实验区的回忆》，载苏州大学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会编印《艰苦的探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回忆录》，1989，第110页。

[7]《本院普及民众教育之两个实验（北夏实验区之部）》，《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3期，1932年。

[8]《本院普及民众教育之两个实验：北夏实验区之部》，《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3期，1932年。

[9]《本院普及民众教育之两个实验：北夏实验区之部》，《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3期，1932年。

[10]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北夏实验区编印《北夏第一年》，无锡中华印刷局，1933年，第9—10页。

[11]赵冕：《区单位普及民众教育的一个设计：北夏实验区企求试办的普及教育计划大纲草案》，《江苏教育》第3卷第9期“民众教育专号”，1934年9月。

[12]周葆茹：《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北夏实验区参观记》，《苏声月刊》第1卷第5期“地方自治专号”，1934年。

[13]翁祖善：《北夏实验中的普及民众教育途程》，《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10期，1935年。

[14]定东：《无锡北夏实验区的工作》，《乡村建设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

[15]齐植璐：《乡建考察团通信之五：北夏实验区的观光》，《浙江合作》第4卷第19、20期合刊，1937年。

[16]《河南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办法》，《社友通讯》第2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

[17]《发展西北文化：洛阳实验区董事会议》，《申报》1934年4月10日，第4张第15版。

[18]《河南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计划大纲》，《社友通讯》第2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www.daowen.com)

[19]《河南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第一年度计划大纲》，《社友通讯》第3卷第1期，1934年。

[20]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一年》，《社友通讯》第4卷第1、2、3期合刊，1935年。

[21]《洛阳实验区训练各村领袖》，天津《大公报》1934年12月31日，第3张第10版。

[22]《洛阳实验区实行强迫征学制》，《中央日报》1935年2月21日，第2张第4版。

[23]《中国社会教育社最近一年来的社务报告》，《建国教育》第1期，1938年。

[24]《洛阳实验区之抗战教育实施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726页。

[25]《洛阳实验区之抗战教育实施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726—728页。

[26]《洛阳实验区之抗战教育实施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728—730页。

[27]《洛阳实验区之抗战教育实施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730—731页。

[28]《洛阳实验区之抗战教育实施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731页。

[29]《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近讯》，《建国教育》第1卷第3、4期合刊，1939年。

[30]《洛阳实验区实验完成》，《申报》1940年8月20日，第2张第8版。

[31]王怀良：《回忆洛阳民教实验区》，载苏州大学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会编印《艰苦的探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回忆录》，1989，第126页。

[32]《中山大学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申报》1934年12月25日，第4张第14版。

[33]《中国社会教育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131—132页。

[34]《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进行计划草案》，《社友通讯》第5卷第7、8期合刊，1937年。

[35]邵晓堡：《花县乡教实验之理论根据及设计要领》，《社教实验通讯》第1卷第1期，1937年。

[36]邵晓堡、成机禅：《乡村青年中坚训设计》，《社教实验通讯》第1卷第3期，1937年。

[37]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教育研究》第77期，1937年。

[38]《花县实验区之战时教育工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731—737页。

[39]彭韬晦：《桂林的岩洞教育》，《全民抗战》第46期，1939年。

[40]谷斯范：《岩洞里的教育》，《大风（金华）》第77期，1939年。

[41]陶行知：《桂林战时民众教育工作人员须知》，《战时教育》第3卷第12期，1939年。

[42]谷斯范：《岩洞里的教育》，《大风（金华）》第77期，1939年。

[43]邱昌渭：《战时民众教育特刊·序言》，桂林《扫荡报》1938年12月24日，第4版。

[44]彭韬晦：《桂林的岩洞教育》，《全民抗战》第46期，1939年。

[45]彭韬晦：《桂林的岩洞教育》，《全民抗战》第46期，1939年。

[46]豆子：《岩洞教育歌》，《杂志》第4卷第4期，1939年。

[47]彭韬晦：《桂林的岩洞教育》，《全民抗战》第46期，1939年。

[48]《黔教厅实施岩洞教育》，《教育季刊》第15卷第4期，1939年。

[49]《桂林岩洞教育近讯》，《教育通讯（汉口）》第2卷第16期，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