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仅是社会教育的表现形式，而且直观形象，效果良好，深受广大民众喜欢，成为推行社教的有力手段。中国社会教育社鉴于艺术教育感人最深，并深感国难日亟，对于抗日救国工作，理应加倍努力。在社会教育社第三次理事会上有多项议案建议重视利用电影推广社会教育，并议决推彭百川、朱坚白、赵光涛、马宗荣四人到上海，同电影艺术界商洽以便进行合作。

1933年3月30日，中国社会教育社招待上海艺术界，上海电影教育协会及各电影公司代表，艺术界刘海粟、孙雪泥、钱瘦铁，以及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胡叔异等50余人参加。

会议由彭百川主持，并做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中国社会教育社今天在沪招待艺术界同人，诸位先生莅临，非常荣幸。现在我国国难严重，应如何唤起民众，共同一致向着抵抗侵略的路上走去，本社觉得艺术教育更有力量。上海为新文化发源地，同样是艺术人才荟萃之区，举凡电影、戏剧、唱片、说书等方式，其足以感动于人者，效力很大。曾记去年有以小册子赴热河宣传淞沪抗日战事者，民众对之，甚觉漠然，后改以抗日战争影片，携往开映，民众才发生很大的兴奋。可见民众并非不知抵抗，实在宣传未得其法。我们如果使用艺术来唤起民众，力量定很大，但是我们自己须得要有统一的意志，然后可言救国，可产生伟大的力量。

继由上海市教育局潘公展演说，大意略谓，社会教育之重要，或超出于学校教育，更见重要，希望大家努力于社教事业之提倡，为大多数农工着想，希望要集多数人之力量，有新的计划、新的组织，实施农工教育，救国前途实利赖之。次由郑正秋、钱瘦铁、李君磐、钱化佛诸人演说，大意均赞同中国社会教育社以艺术唤起民众之旨，并发挥具体意见。

社教社经过商讨，与与会电影界人士达成两点合作共识：各电影、唱片公司厂家，如有新制抗日救国材料出品，即函知社会教育社；希望艺术界努力于抗日救国作品之创制。^[46]

以此为基础，在第三届年会上，社员张炯、高维昌、顾良杰、陈剑翛、钟灵秀、郭莲峰、彭百川等人联合提出《拟由本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通力合作实施电影教育案》。理由如下：近年来我国电影事业，日趋进展，不仅供给人们以娱乐消遣之工具，且为辅助教育宣传宣扬文化之利器。诚以其“绘形绘声，表现真切”，可使观众不受空间上与时间上之限制，“目明耳聪，一切了然”。故其教育力量，在各种艺术中，至为伟大。欧美先进国家，较早将电影应用于民众教育领域。我国二三年前始有热心提倡教育事业人士，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该会于上海、杭州、济南、青岛、重庆等地，并设有分会，推行教育电影事业，极为努力。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在9个月内，观影学校968所，总人数542852人，可谓十分踊跃，可见一般青年对于教育电影之兴趣。“迩来各地社会教育机关，亦加注意，相率采用教育电影，以为其中心工作之一，成效尚有可观。惟多各自为政，缺乏整个的与联合的计划。复以经济人才关系，自制教育影片为数无几，不敷应用。虽有外国制造之教育影片可资观摩，然多嫌不合我国国情，介绍推行，欲益反损，究非治本之方。据说我国不识字人数，最近统计犹有百分之八十，转瞬训政期满，此大多数不识字之民众，欲其参与国事，其何能可？在此短促时间内，以社会教育训练民众，实验推广，同时并进，殆为目前最切要之企图。而电影教育，似为社会教育中收效最速之一种，自应集合群策群力，共谋推进。”故拟建议由社教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通力合作，实施电影教育。

该提案与其他提案合并为《积极提倡教育电影，以期增进社会教育效率案》通过，并附办法如下七条。大会通过该案，其理由有三点：推行社会教育，以艺术能感人最深而最普遍；教育为推行社会教育之优良工具；近今意德俄日等国，政府与教育界权威人士，多主张教育电影统制，以改良风化，颇显成效。^[47]

以联络全国社教界为主要职志的社教社成立以后，依据社章，积极在社内外开展联络事宜。对内凭借出版《社友通讯》、彼此交换工作人员、设立受总社节制的分社、组织社会教育参观考察团以及积极促成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等方式加强联络。对外，主动与乡村教育机关以及其他社团开展经济、社会合作调查，特别是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接洽、携手，借用电影直观、有效的先进手段，推进社教工作的进行，无愧于“全国社教联络枢纽”之美誉。

【注释】

[1]《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84页。

[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42—150页。

[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91—92页。

[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71—72页。

[5]《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37—38页。

[6]《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82—83页。

[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67—68页。

[8]《卷头语》，《社友通讯》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

[9]储心斋：《忆中国社会教育社》，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25辑·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专辑），1991，第118页。

[10]《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57—58页。

[11]《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35—36页。

[12]罗清华、田锡三：《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与定县农村教育》，《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刊》第221—222号合刊，1935年9月12、13日。

[1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70页。

[1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70页。

[15]《江浙两省筹组分社》，《社友通讯》第1卷第12期，1933年6月，第8页。

[16]《分社组织办法备案》，《社友通讯》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第4—5页。

[17]《中国社会教育社分社组织办法》，《社友通讯》第3卷第1期，1934年。

[18]《中国社会教育社分社组织办法》，《社友通讯》第3卷第1期，1934年。

[19]《洛阳分社组织成立》，《社友通讯》第3卷第10期，1935年4月。

[20]《中国社教社洛阳分社成立》，《申报》1935年4月10日，第4张第15版。(www.daowen.com)

[21]《湘省社员组织分社》，《社友通讯》第5卷第4期，1936年10月。

[22]《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84—85页。

[23]《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84页。

[24]《战时的社会教育：中国社会教育学术演讲》，《救亡日报》1938年4月10日，第2版。

[25]《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29—30页。

[26]《中国社会教育社西北教育考察团预定赴洛阳西安等地》，天津《大公报》1934年8月21日，第3张第9版。

[27]《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到邕考察》，《申报》1936年2月11日，第4张第14版。

[28]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编《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无锡民生书局，1937。

[29]详参曹天忠：《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近代广东与广西教育——以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与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为中心》，载赵春晨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89—190页。

[30]俞庆棠：《广西考察的报告与讨论》，《石牌生活周刊》第7期，1936年。

[31]参见童润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始末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43—44页。该院为社教社社址所在地，其历年的教职员和历届毕业生都被吸收为该社社员。

[3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26页。

[33]《乡村建设实验》第1集，中华书局，（出版日期不详）第10—11页。

[34]杨开道：《我所知道的乡村建设运动》，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1086—1087页。

[35]俞庆棠：《欢迎三届乡村工作讨论会》，《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1期，1935年。

[36]储志：《中国社会教育社的过去与将来》，《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934年。

[3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29页。

[38]《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载《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插页。

[39]《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37—38页。

[40]储志：《中国社会教育社的过去与将来》，《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934年。

[41]《在平举行之三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华北日报》1935年6月15日，第9版。

[42]《三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华北日报》1935年7月5日，第9版。

[4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76页。

[44]《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82页。

[45]《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82页。

[46]《中国社会教育社昨招待上海艺术界》，《时事新报》1933年3月31日，第2张第4版。

[4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4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