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社之所以积极与国内外其他有关教育学术机构联系，缘于社教社对此前各自为战的认识。“现在社会教育的机关和团体，往往因为各自的零散、分离，而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要使零散者渐能完整，分离者渐能集中，我们惟有在共同的蕲向与共同的工作上，使机关与团体间彼此能够密切相联络。只有联络，只有组织，才有力量。”^[37]因此，在第三届年会上，关于社教社与有关教育、学术团体进行联络的原因和途径方面，大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准对着整个民族。我们于各自努力一项乡村工作或一个乡村的改进时，要照着这共同的蕲向，时时注意于这乡村与整个民族的联系，以至与世界经济政治势力的联系——在这联系中，乡村不是一个孤立的、隔离的单位。我们对于一切设施，不以解决局部的问题为满足，而应当顾及其与整个民族问题的影响。

（二）认定工作中心。我们在一个时间，要估量我们自己的能力，就乡村的需要，认定培养民众生产与组织的力量为工作中心，集中了精力去解决。一切无目的铺张，不必要的宣传，都是力量的浪费，应当竭力避免。

（三）分工合作。我们必须与经济、党政机关，尽量取得有效的联络；就是我们的较大规模的研究实验机关，也必须与其他文化学术机关，谋可能的联络；务集合相关的努力于乡村建设问题之上，各尽所能，分工合作。

（四）扩大组织。社会教育机关自身，无论以区域言，如村与村，区与区，或以工作单位言，如各合作社，各自卫团体；也应当逐渐联络，逐渐扩大其组织。省立社会教育机关，社会教育辅导机关，以及较大的县立社会教育机关，都应该负起这联络组织的责任。^[38](www.daowen.com)

社教社与乡村教育机关之间的联络。在第三届年会上，社员乔志恂提议《由本社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社会教育机关与乡村教育机关，切实联络，以推进乡村之社会教育案》。其理由有三：其一，中国过去的教育都是都市化的教育，这种教育是教乡下人向城里跑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不能使人民乐于乡下的生活，增加农人的生产，甚至“破坏了乡村，加速了国家的灭亡”，因此为了纠正以往的教育的错误，要积极提倡乡村化的教育。其二，中国的教育，之所以不能普及，就在于过去的学校式的教育，太偏于贵族化，“穷苦的乡民没有福气走进他的门去”，可见只希望学校教育来完成使命，提高民族文化，永没有实现的日子。为了扫除文盲，提高农民文化，要提倡乡村化的社会教育。其三，教育要想提高效率，非教育的各部门携起手来，一致努力不可。中国的教育，几十年间效果不显著，“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政策，怕是原因之一。乡村教育机关的责任是教育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乡民文化的提高，也是社会教育的事业之一，所以乡村教育机关与社会教育机关应携手。乔志恂提出四个方面的办法，以推进乡村社会教育。^[39]

联络其他社教机关实施抗日救国教育。储志在文章中回顾社会教育社联络其他机关的活动时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开展抗日救国教育。“因暴日肆意侵略，国难十分严重，想要实施抗日救国教育，惟欲实施抗日救国教育，非借艺术之力量，以激发全国民众之情感与意识不为功。”应由理事会决定，派员赴国内各地联络艺术机关团体及社会教育机关，总动员实施该项教育，如影片公司、著名剧社、唱片公司、说书人团体、广播无线电台、著名社会教育机关等，“都曾派人联络过，并且做过大规模的宣传运动”。^[40]由此可以看出，社教社联络的机关团体较为多样，为救国教育的宣传和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支援和保障。

1935年7月，中国社会教育社便曾与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北平，联合举行三大学术团体年会。在年会前一个月，儿童教育社由北平方负责人刘廷芳赴沪向该社沪方同人征得同意，教育学会由北平方负责人常道直向京总会征得同意，社会教育社北平方负责者为师大校长李蒸，后者南下赴无锡教育学院向该社诸理事征求同意。据刘廷芳对记者谈，关于三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因时届暑假，定当踊跃”。^[41]

在7月5日的《华北日报》上进一步刊载关于三大学术团体的联合年会情况，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对记者说明，中国教育学会、儿童教育社、社会教育社三大学术团体联合在该校举行年会及演讲会，日期定在7月11日至13日，但“会议日程现尚未排定”，须具体依据“三会各地会员来平参加人数而定”。^[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