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教育参观考察，是各地社教社员互相学习、加强联系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入了解教育实际情况的有效方法，因此中国社会教育社大力推进考察活动的开展。考察活动大致可分个人自发和集体组织两类。社员个人自发参观考察，并有报告发表者，计有甘豫源、周耀章、秦柳方《参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北试验区报告》，赵冕、王倘《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印象记》，徐锡龄《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印象记》，刘平江《邹平参观述要》《定县平民学校观感》等。更为重要的形式是理事会和年会统一组织的团体考察，第二届年会有《请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案》的特别决议案通过，第四届年会后则有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教育考察团的组织。后者规模较大，影响显著。

在第二届年会时，李建民便提出议案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其理由为：中国过去之教育，只注意于内部少数之都市，而忽视乡村与边疆，造成文化上、经济上的“特殊现象”，以致对国计民生产生较大影响。欲矫此弊，“决非力图教育之普遍发展不为功”。东北已失，西北情形亦日益紧张，加之天灾人祸频繁，导致西北陷于危迫之险状，一方面陷入荒凉愚昧之域；至农村之崩溃，组织之缺乏，文化上之落伍，自更有不堪言者。政府虽知注意，而苦力有不及，一般人民则茫昧无知，求自拔于饥寒之境而不可得，长此以往，不堪设想。中国社会教育社，应“为国家民族计，为实施社教计”，急应集中一部分之力量，以转向目标于此。然一切进行，非事先考察不为功，应该集中组织相关的考察工作，以了解实情、开展事业。李建民给出的具体办法分为组织、经费、地域、期间等四个方面。一、组织：先由社派定西北各省之社员，再由自愿参加之社员组织之。在一大组织之下，可分为若干小组，或以考察之性质划分，或以考察之地带划分。二、经费：由社拨一部分；函请各省之教育厅补助；呈请中央或教育部补助；社员自筹。三、地域：指定陕、甘、晋、察、绥、宁、青、新、藏各省，但亦可临时更改。四、期间：视各人所担任考察地之远近斟酌之。^[25]

第三届年会后，中国社会教育社拟利用此机会赴洛阳、潼关、西安等地考察教育状况，定名为西北教育考察团。拟定相关具体办法：社员有志考察西北教育者得参加；凡愿参加考察团者，至年会筹委会注册处签名，并交预定费大洋五元，将来抵作旅费；考察地点，暂定开封、洛阳、潼关、华阴、西安各处；考察范围，以各地教育现状及其背景为主；考察团之组织计划日期等，由各团员自行会商决定；考察团经行地点，车票减价及住宿招待等事宜，由社教社设法代为接洽；考察团经费由社教社补助车费三分之一，余由团员分担。^[26]

1936年1月23日，在第四届年会结束后，以俞庆棠为首的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一行66人，溯西江而上，以考察广西一切建设，而“特重于教育之事业”，为期三周，规模和影响均超过该社之前的考察活动。

参加该团的人员共六十六人，共分为七队，由正副团长俞庆棠、刘平江两人率领。具体行程为，此团1月23日由广州出发，26日午抵达梧州，下午便参观苍梧县政府、自来水厂、省立医院、县立图书馆。27日晨继续参观位于梧州的广西大学、省立制药厂。28日下午五时抵南宁，29日上午该团全体先后会见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和白崇禧，由两位报吿广西施政方针及建设情况。下午即分组参观省政府、化学工业试验所、军医院、印刷所、气象台等。30日晨乘汽车赴南宁区民团指挥部、民团干部学校、工读学校及各机关参观。

1月31日及2月1日两日上午，均参加位于南宁的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下午各组继续对各专题进行考察，并推俞庆棠、董渭川、童润之、俞颂华、崔载阳等向公务员公开讲演。31日晚，黄旭初和白崇禧在省党部大礼堂宴请全体团员。2月2日，该团参加国民基础研究院两周年纪念及庆祝广西普及教育令典礼，并捐洋一千元为该院推行普及教育奖学金基金。3日赴柳州、桂林考察。^[27]

此次考察结果形成长篇考察报告《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一书行世。^[28]其中的“结论与建议”，经参加考察的崔载阳、俞庆棠、董渭川、童润之、刘平江、俞颂华、杨冀心、甘导伯、陈洪有等人，集体讨论而成。结论共八条，涉及属于社会教育范畴的广西国民基础教育者有五条，占大多数：教育与政治、军事、经济建设融成一片，收效速；教育朴素节约；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合冶一炉，成效大；“一人三长”制——学校校长同时兼任乡（镇）村长、民团团长，办事效率高；毕业生有出路。这些内容都是对广西教育，尤其是当地所推行的国民基础教育工作的认可与肯定。

此外，还提出18项建议，希望广西地方当局切实加以注意和改进。其中与国民基础教育有关的内容，包括教育经费、师资培养、儿童受教的时间和程度、天才儿童教育等。^[29](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俞庆棠、崔载阳等人返回广州后，应邀在中山大学2月15日的学术政治讨论会上做报告，并交流广西考察所得。在讨论中，校长邹鲁对俞庆棠所说的广西通过民团干部学校，培养负责基层社会建设的“一员三长”的做法，使“新势力能打倒旧势力”的观点，十分赞同，并比较了广东与广西在这一问题上失败和成功的不同结果及其原因。^[30]邹鲁的观点，可以说是广东拟采借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经验与做法的前奏。

此次考察活动，以江苏教育学院师生为主，集全国各地社会教育界工作人员实地考察广西，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教育的学术交流，使得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的情况为更多人所了解。

此外，该项活动不仅沟通南北社教界，而且也客观上促进了岭南地区粤桂两省之间的教育交流。后来一些考察团成员，如石玉昆（广东）、龚家玮（江苏）等，流动到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工作。据他们后来回忆，因为这段因缘，全面抗战爆发后，社教社总部及其大本营江苏教育学院迁到桂林。^[31]

促成全国乡村建设讨论会召开。在第一届年会上，俞庆棠鉴于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提议“联络全国乡村建设机关，促进全国乡村建设运动讨论会之召集”。^[32]此举呼应了1932年1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福州年会关于召开全国乡村工作会议的倡议。

经过各方筹备，1933年7月，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得以在邹平召开。出席者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许仕廉、章元善、江问渔等。本次会议特点，有人概括为“无组织，无会章，无决议”，号称重实际，不尚虚谈，“不谈理论与计划”。^[33]实则反映了各派有意回避理论上的分歧。

1934年10月10—12日，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定县举行。尽管开了两次会，乡建运动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如何使从事本运动之各团体，互相合作，不生嫉妒龃龉。从后来的回忆可知，主要是“洋派”定县平教派与“土派”邹平乡建派之间的竞争和矛盾。会议在两地轮流召开，则是燕京教会派许仕廉、杨开道等人居间调解的结果。^[34]

1935年，10月11—12日，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拟在无锡召开。会前，舆论希望“乡工同志今后在精神与事业上谋彻底的联络，以闳大乡村工作的力量”。一直重视该会的俞庆棠，对这一以“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为职志之一的会议，在社教社的总部举行，十分高兴：“最竭诚欢迎的，莫过于在无锡的中国社会教育社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同人。”^[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