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社的主要工作，依照《中国社会教育社社章》第三条之规定，除社教调查、研究、宣传、出版、介绍人才外，其余多为联络组织工作。其中第3款为“谋各处各项社会教育研究及实验工作之互相联络”；第4款为“协助各机关团体或个人从事社会教育之研究及推行”；第6款为“于推行事业之必要时，联络各地同志为一致之努力”；第10款为“联络外国社会教育机关团体及学者”。可见，联络工作占社教社工作近三分之一。究其原因，正如教育部代表彭百川所说，中国过去的教育没有良好的成绩，是因为“三不合作”：政界与教育界不合作，政界往往无学识为根据，以致难有贡献，教育界无实行其意见的机会，图尚空言；学术界往往意见不一，各成派别，缺少合作；中国政府，往往不与人民合作，二者常互相非难。^[1]鉴于此种情况，有人也提出社会教育需要进行“跨界联合”。如许公鉴在第二届年会上，宣读《普及民众教育之联合线》的论文，主张普及社会教育时，宜做到三个“联合”：民众教育与学校教育联合，才能普及民众识字教育；教育工作与政治党务联合，才能完成乡村建设；民众教育机关与农业金融机关联合，才能增进农民生计。^[2]上述两方面的意见都说明，社教社内外联合的重要性。

社教社所做的团结工作，可分为内部沟通、上下联络和横向联系三大部分。

社教界内部之间的沟通，是社教社的工作重点，因而成为历次年会均涉及的议题。第一届年会举行之前，社员李邦权就对该社在这方面作用发挥，寄予厚望：“社会教育界本身应有整个之团结全体之动员，此实为主要之枢纽。”“组织之始，即常以此义郑重昭示于国人今后其能集全国之力量，为推进之中心也”。^[3]

以1932年的社务要项为例，其方针的第五条为“增进社友互相切磋共同努力之机会”；教育方面工作的第五条是“鼓励各地社员对于研究实验工作实行分工合作办法”；事务方面工作的第七条是“与国内外有关之学术团体及教育机关作相当之联络”。^[4](www.daowen.com)

第三届年会通过了社员乔志恂所提的《由本社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社会教育机关与乡村教育机关，切实联络，以推进乡村之社会教育案》。其中具体办法包括四条：其一，函请各地社会教育机关自动与当地之乡村教育机关切实合作以推进乡村社会教育；其二，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县社教机关与乡村机关，努力推行乡村社会教育；其三，由本社同人主持之社教机关自动与当地之乡教机关合作，共同实验两机关合作之方法，以备全国之采择；其四，函请各教厅通令各省县乡村师范学校与各该处民众教育馆，共同合设大规模之乡村社会教育实验区，以试验推进乡村社会教育之方法。^[5]

在第四届年会上，社员陈一提出《本社于闭会期间，应谋社友共同进修并研究社会教育案》，强调在日常过程中社教社的社友应该注重交流，进行相关方面的学术研究。其主要理由为：社员除举办年会能有一部分社员集中研究外，平日不过阅读一册《社友通讯》，无其他之举动，缺乏共同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之机会。因此他建议，在年会大会闭会后，由事务所酌量收集社会教育图书，流通于社员之中。也可按日举行中心问题之讨论研究，请专家主持通讯讨论，结果发表以供身处异地的社员参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