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制度与设施是进行社会教育事业的基础性建设工作。对此，社教人员负有宣传责任，政府机关更是责无旁贷。在第一届年会上，有人提出相关提案，建议社教同人应负提出社会教育之责任，随时随地于言论文字上，多多宣传；于事业进行中常常顾及；以增厚实施社会教育之力量，而谋社会教育整个之进展。^[94]

社会教育，不仅社会上要关心，关键是教育行政部门要重视。因此，在第三届年会上，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大祉提出《建议全国各教育行政机关，一致注重乡村社会教育案》。该案指出，国家基础民族命脉之乡村，因天灾人祸之纷至沓来，已陷于崩溃之境，若不速谋救济，则不独乡村将永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民族亦难期昭苏之日。救济办法，端赖社会教育之推行。当时各地社教机关，为数寥寥，难期普及，非全国一致协力推行，难收宏效。因此，应由本社建议全国各教育机关，共同注重乡村社会教育之推行，群策群力，共谋早达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鹄的。他所给出的办法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由社教社建议教育部核办者，通令全国各教育学院及师范学校添设乡村社会教育为必修课程，通令各省教育厅令饬各县教育局制定促进乡村社会教育方案，切实施行并严加考试。另一方面，由社教社建议各省教育厅核办者，令饬各县教育当局举办乡村建设工作人员训练班，积极训练乡村建设人才，积极扩充乡村社会教育机关。^[95]

积极利用学校校舍、庙宇设施推广民众教育。在第一届年会上，先后有《呈请教育部通令各地教育行政机关，尽量利用各级学校之校舍、设备及师资，以推广民众教育案》《请政府准将各地庙宇，悉数拨充设立社会教育机关之用案》两案提出。后案理由为：我国庙宇众多，假使以之设立民众学校、阅书报所、讲演所等社会教育机关，既可解社教无适当场所之困难，又能破除迷信。且一般民众，素认庙宇为其自己园地。以庙宇设立各项社会教育机关，易与民众亲近。提案者也意识到此案可能会遇到阻力，“但各地庙宇，多为当地一二居民所把持，非以行政的力量，殊难办到”。从审议结果来看，前案照审查意见通过，后案因涉及宗教方面问题一时未便通过，建议保留。^[96]

添加有形、有声的社教设施。此方面的提案包括《提倡流通图书馆案》《本社应设计并提倡模型标本之制造，以扩充社会教育之教具案》《提倡并改良戏剧说书等民间固有艺术，以宏社教效能案》《呈请教育部设法灌制或鼓励教育留声机片案》等。在年会集中审议和讨论时，《提倡流通图书馆案》改为《由本社提倡流通图书馆案》，具体办法为：由本社征集各种流通图书馆之办法，分发各社教机关；由本社通函各公私立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图书部，注意图书之流动，如巡回文库，通信借阅，专差送阅等。^[97]

重视电影教育。电影教育是社会教育最直观、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第三届年会上受到普遍重视。先后有多个议案提出，如《积极提倡教育电影，以期增进社会教育效率案》《拟由本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通力合作实施电影教育案》《积极利用电影教育以增进社教效益案》。年会合并三案，通过办法如下：第一，建议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凡省市都会及各县城市与乡村民众教育馆，或他种民教机关，一律附设电影教育组股，专办实施电影教育事宜。第二，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及该会所属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常川免费，供给教育电影。第三，由社教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筹集巨款经费，设制片公司，以资奖进。第四，函请各省市教育厅局，指定本省市各地方规模较大之民众教育馆，或他种民教机关，组织电影巡回队，专到偏僻乡村放映，以启迪民智，而广流传。第五，拟请社教社理事会派负责人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央党部、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一致联合，向政府建议，从速实施教育电影统制。第六，凡编制电影剧本及摄制电影，须特别注重发扬中国民族精神，及固有优良道德、古今伟人、模范事迹、生产教育、儿童幸福以及开发边荒等。第七，举凡涉及迷信肉感，足以萎靡人心之剧本、影片，应绝对禁止发行及摄制。^[98]

建议加强社会教育的视导和督学工作。在第四届年会上，位于南京的首都实验民众教育馆提出议案，主要内容为：请呈请教育部确定民众教育视导制度，增设民教督学，并通令各省市县教育厅局，增设民教视导员，以健全教育行政组织，增加行政效能，通过设置民教督学，使得相关教育行政组织得以完善，从而提高社会教育的效能。^[99]该举措也使社会教育视导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实为社教推进的重要制度保障，有利于促进社会教育事业的有序发展。

社教社的组织运作主要依托理事会及其事务所进行。理事会通过民主选举，由俞庆棠等人担任常务理事、理事。设有事务所的理事会是该社年会后的日常组织机关，以举办理事会会议的形式讨论决定各个时期的主要工作和任务。社教社的日常工作包括筹措经费、招收会员以及讨论决定每一年度社教社的工作重点。在制度建设方面，社教社将争取社教在国家学制中的合法地位付诸行动，确定以乡村为社教重心，发挥智力集中优势以促进社会教育规范化、学术化，重视加强社教督导工作等制度设施的建设，为推动社会教育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注释】

[1]见本书附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社章》。

[2]《中国社会教育社在京举行成立大会》，《民众教育通讯》第1卷第9期，1931年。

[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72页。

[4]即董渭川，后文依据原文献，或写作董淮，或写作董渭川。

[5]《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4页。

[6]引自周慧梅：《中国社会教育社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第501—502页。

[7]《本社现任职员题名》，《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扉页。

[8]《教育及学术文化团体调查表（1942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737—738页。

[9]《中国社会教育社简史》，台北“国史馆”档案，统一编号196，案卷号190-2。

[10]《全国社会教育社理事开会》，《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第6期，1932年。

[11]编者：《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社友通讯》第1卷第4、5期合刊，1932年。

[12]编者：《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社友通讯》第1卷第4、5期合刊，1932年。

[13]《中国社会教育社举行第四次理事会议志详》，《民众教育通讯》第3卷第2期，1933年。

[1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7页。

[15]《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社友通讯》第2卷第4、5期合刊，1933年。

[16]《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六次理事会议志》，《民众教育通讯》第3卷第7期，1933年。

[1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七次理事会议》，《民众教育通讯》第4卷第1期，1934年。

[18]《两次理事会议纪录》，《社友通讯》第3卷第4期，1934年。

[19]《两次理事会议纪录》，《社友通讯》第3卷第4期，1934年。

[20]《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十次理事会》，《现代民众》第1卷第4期，1934年。

[21]《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议》，《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8期，1935年。

[22]《中国社会教育社决定年会讨论中心》，《申报》1935年8月15日，第4张第16版。

[23]《两次理事会议记》，《社友通讯》第4卷第8期，1936年。

[24]《两次理事会议记》，《社友通讯》第4卷第8期，1936年。

[25]《中国社会教育社在锡举行理事会》，《新北辰》第2卷第4期，1936年。

[26]《中国社会教育社举行理事会议》，《申报》1936年10月28日，第2张第8版。

[27]《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社友通讯》第5卷第10期，1937年。

[28]《第十次理事会议决案执行状况》，《社友通讯》第3卷第9期，1935年。

[29]《本社理事会事务所暂行组织大纲》，《社友通讯》第1卷第2、3期合刊，1932年。

[30]《本社理事会事务所办事细则（二十二年十一月修正）》，《社友通讯》第2卷第10期，1934年。

[31]《本社事务所最近工作纪要》，《社友通讯》第1卷第2、3期合刊，1932年。

[3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2—14页。

[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67—68页。

[3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77页。

[35]《中国社会教育社简史》，台北“国史馆”档案，统一编号196，案卷号190-2。

[36]《上海市社会局关于教育日报、上海新闻社、中国社会教育社呈报申请补助经费的文件》（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G6-18-176。

[37]《为恳请自本年一月份起按月拨给补助费六百元以及维持理由》（1938年5月9日），台北“国史馆”档案，统一编号196，案卷号190-2。

[38]《中国社会教育社最近一年来的社务报告》，《建国教育》第1期，1938年。

[39]《中国社会教育社渝字第134号》，台北“国史馆”档案，统一编号196，案卷号190-2。

[40]《教部字10022号》，台北“国史馆”档案，统一编号196，案卷号190-2。

[41]《中国社会教育社请补助》，台北“国史馆”档案，统一编号196，案卷号190-2。

[4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34—35页。

[43]《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79页。

[44]《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79—80页。

[45]《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29页。

[46]《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76页。(www.daowen.com)

[4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71—72页。

[48]《本社二十二年度社务进行要项》，《社友通讯》第2卷第10期，1934年。

[49]《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2—14页。

[50]《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2—14页。

[51]《中国社会教育社要讯》，《申报》1933年3月4日，第4张第15版。

[52]《中国社教社本年度社务进行要项》，《申报》1934年10月31日，第4张第14版。

[53]《本社二十五年度社务进行要项》，《社友通讯》第5卷第5期，1936年。

[54]《教育及学术文化团体调查表（1942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738页。

[55]《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59页。

[56]《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4页。

[57]中国社会教育社编印：《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无锡民生印书馆代印，1935，第76—78页。

[58]《为恳请自本年一月份起按月拨给补助费六百元以及维持理由》（1938年5月9日），台北“国史馆”档案，统一编号196，案卷号190-2。

[59]《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73页。

[60]《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76页。

[61]《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57页。

[62]钮永建：《建立民众教育系统之刍见》，《教育与民众》第3卷第6期，1932年。

[6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94页。

[6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17—19页。

[65]《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13页。

[66]《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56、99—117页。

[6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40页。

[68]《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87页。

[69]陈礼江：《祝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教育通讯》第2卷第9期，1939年。

[70]《总干事俞庆棠致闭幕词》，《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24页。

[71]按雷沛鸿1931年的观点，正确的译法，前者应是“定式教育”，后者为“非定式教育”，并无高下之分。详参曹天忠：《教育与社会改造——雷沛鸿与近代广西教育及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144—145页。

[7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83页。

[73]傅葆琛：《我国社会教育的演变及其动向》，载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第377—380页。

[74]《节录梁漱溟先生语》，《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102页。

[75]《中国社会教育社征求社教系统》，《时事新报》1933年3月30日，第2张第4版。

[76]《中国社会教育社征求社教系统》，《时事新报》1933年3月30日，第2张第4版。

[77]雷沛鸿：《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合流问题》，载韦善美主编《雷沛鸿文集》（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第168—169页。

[78]《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30—31页。

[79]《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27—28页。

[80]《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68—69页。

[81]《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57—58页。

[82]《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55—56页。

[83]俞庆棠：《农村生活丛谈发刊的旨趣》，《申报》1935年11月2日，第2张第8版。

[84]《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77—78页。

[85]《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53—55页。

[86]《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32—33页。

[87]《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74页。

[88]《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32页。

[89]《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42页。

[90]《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34页。

[91]《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29页。

[92]《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78页。

[93]《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78页。

[9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45页。

[95]《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33—34页。

[96]《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35—36页。

[9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40—41页。

[98]《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43—46页。

[99]《中心问题以外提案议决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第7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