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课程内容因涉及范围宽泛，边界模糊，标准难以统一，严重制约了社教的发展，亟待确定有关课程标准。在第一届年会上即有关于民众教育学校课程标准的提案，可见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年会将这些提案修正并通过：“由本社将第四十案原草案，委托重要社教机关，实施试验。于一年内，缮具实验报告，由本社审查研究后，再行酌夺。”^[85]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课程应该成为社教师资的必修课，这个问题在第三、四届年会上得到重视。在第三届年会上，河北省立实验城市民众教育馆馆长陈国贵提交了呈请教育部规定民众教育为师范学校必修科目的提案，指出由师范学校增加民众教育课程并认真教授。该案建议主要办法：呈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转饬各师范学校，其一，饬未增加民教课程者，于1934年度务必增加；其二，已增加民教课程者，务认真教授，尤宜与当地民教机关切实联络。年会决议通过该提案，并呈教育部。^[86]

在第四届年会上则继续有呈请中央明定民众教育课程为各级师范必修科目的提案，目的是提高社教师资水平，获得了通过。其理由为，各级师范之目的乃是“造就民众的师资”，如果接受师范教育的人，“不明白民众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则教育功效不能深入于社会”，同时教育工作也难获得社会上的赞助。因此，早前曾由中国社会教育社呈请中央通令各级师范添设民众教育课程，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为此实有再请中央通令施行必要，“并令饬各校多注意民众教育实习之指导，使每一学生对于民教均有认识，均能实际从事一切”。^[87]

培养社教师资人才。社教师资是社教进行的主导者，但十分缺乏，必须受到充分重视，通过省属师范学校、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设立有关专业，进行师资人才的培养。在第一届年会上社员许其仁提交了各省市分别筹设高中程度之民教师资训练班的提案，建议仿照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专修科办法，以应急需；并谋专修科课程与大学课程之联络，以便专修科毕业生有志深造者之继续研究。^[88]

在第三届年会上，高阳、刘季洪、俞庆棠、王公度、庄泽宣提议呈请教育部令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添设社会教育系，以推广社会教育。其理由为：依国际之情势，及中国整个社会之现状，乡村和城市（当以乡村为尤要）处处需要教育；全体民众，无人不需要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不能截然划分，整个社会及社会内之各分子均应普遍受到教育，应从速培养教育人才。故此，负训练学校师资使命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有添设社会教育系之必要，在培植教育全国中学生师资外，有一更重大之责任，即培植全国民众之师资，分赴各省，从事民教事业，以期全国一致努力，急速促成新社会组织之建立，以拯救中华民族。^[89]

对于人才训练课程标准和要求，关于人才训练课程标准拟定，在第三届年会上，社员沈世祺、丁明德提议由社教社拟定社会教育人才训练机关课程标准。其理由为：社教社负有推进社会教育之使命，应集合专家，从事编拟，以期有统一之课程标准，以便实施。^[90](www.daowen.com)

关于社教人才训练要求，中国社会教育社在第三届年会上提出三项要求：其一，“了解乡村在整个民族上的地位，与所受世界经济势力的影响，加深其为民族努力的意识，与‘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的信愿”。其二，“实习乡村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活动的内容，与指挥推进的方法”。其三，“体验乡村的疾苦，坚忍耐劳，深思苦干，以创造自己的新生活”。^[91]

在第四届年会时，有提案更进一步提议培养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的专门人才和领导人才。《请各省设立教育学院或乡村建设研究院及各大学设乡村建设专科案》指出：现在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合流后，各地无论民教或乡建之团体日益加多，中国社会日益需要此种工作，而现在全国各地此种人才缺乏，倘若只由中央设一个训练所，其所培养之人才数量肯定不足，因此，宜请各省设立此种训练机关，或各省市之大学加设此科。^[92]

夏德琴在其《省设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以专责成培养社教领袖人才案》中提出：一方面，我国社教收效甚微，除历史短促原因外，经费短少和人才缺乏，是另一要因。另一方面，目前从事服务社教者，多为普通师范毕业，用非所学，如各县社会教育主任，实施方面，困难颇多。该案提出的主要办法为三个：其一，各省已设立者要充实内容，未设立者从速筹办，或由省立实验民众学校改办；其二，私立之大学在可能范围内，增加民众教育系，以资培养社教之专门人才；其三，请大会公决后转呈政府采择施行。该案最终经年会大会讨论修正通过，具体办法为：由本社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学院、乡村建设研究院、学校乡村建设科及民众学院施行，或由各省市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或民众学校举办。^[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