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此前发展不甚理想，除了在学制上没有合法地位外，其方针和宗旨不明确也是重要原因。因此，社教社在第一、二届年会上均重视此问题。在第一届年会上，社员朱坚白提出《请确定社会教育方针案》。此案指出：“社教方针之确立，应兼顾个人及民族人类一切活动。其根本目的，在先解决生存问题。生存之意义有二：一为个人生存；一为民族生存。必各个人之生存力充厚，而后民族之生存，始可发展。又必民族之生存能发展，而无障碍，而后个人之生存，始可顺利。如何充实个人之生存力，以及民族生存之基础？如何训练人民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精神，以为解决个人生存问题之捷径？应为确立社教方针之重要根据。”根据上述理由，此案提出社会教育之四大方针：陶铸民族意识；锻炼民众体魄；严密民众组织；普及民众科学。年会对此案的决议为：本案成立。送交理事会参考，并征集各社教机关对于社教方针的意见，共同拟具，以资规定。^[78]

在第二届年会上，虽然会前社员在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在议决时一致认为社会教育应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为要旨。其主要理由包括两大方面：其一，“过去一切革新运动，所以未见成功者，盖以过去一切，始无外一种上层运动，而于下层民众无与。今后必须使大多数民众觉醒，献其心力，而后建设可期，民族复兴可致。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固在乡村”。其二，“中国旧日社会之组织结构，讫于今日，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俱悬而未决，所谓革新运动之中心工作，实应为解决各种问题创建吾民族社会新组织结构之工作。而此问题之解决，新组织结构之建设，必肇端于乡村”。根据这两大理由，“民族复兴端赖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端在以乡村建设为内容，夫然后可以完成其复兴民族之功”。^[79]社会教育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一方面是乡村建设代表人物梁漱溟的极力主张，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农村社会经济凋敝现实在社会教育上的反映。(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