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出席联合会第一至第四届年会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最主要的活动是举行联合年会。关于联合年会的原因和目的，除讨论学术国策、分工合作、聚会求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结合因抗战天各一方，消息不通的实际，增加身处各地的学者交流的机会，提高开会的效率。1943年7月，国民政府政要、中国自然科学界领袖人物之一的翁文灏以为，“近年以来，中国专门学会纷纷成立，为数渐多，其中会员往往同一人而兼入数会，不赴会固嫌孤立不群之患，兼赴数会又感程途跋涉，损失时间，因之遂有依赖相从联合开会的办法”^[97]。教联会自认为举行联合年会的原因为：“各教育学术团体原各因旧习，年自集会一次，惟自抗战以来，播迁无常，会友星散，各自举行年会，势多困难，因有联合年会之举行。”^[98]

在全面抗日战争阶段，以社教社等十余个学术社团组成的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为发挥和整合教育的功能，配合抗战建国，先后在重庆举行四届联合年会，通过大量的议案，为战时、战后的中国教育献计献策，屡有建白；且多为政府采纳，充分发挥了民间学术机构的智库作用。

（二）参加教联会第一届联合年会

1938年11月，各教育团体在“以中央既颁布抗战建国纲领，复于战时各级教育有所厘订，教育界人士对此不能无所建白，又以各团体播迁无常，会友星散，自集年会，有所难能，为办事便利与集中意志起见”的动议下，于重庆召开中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一届联合年会。^[99]大会以讨论“抗战建国中之各种教育实施问题”为中心，决定了以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为中国教育目标，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努力。会议发表宣言，揭橥教育四大方案：第一，教育必须适应整个国策，而完整其理论之体系。第二，教育必须针对抗战建国之需要而求计划的实施。第三，教育必须发挥其联系作用，力求各部门工作之沟通，以联合互助而增强效能。第四，教育必须坚定抗战建国信念，而向国际宣示，以阐扬我民族之精神。^[100]

首届联合年会共通过了五十五个提案，并送呈教育部采择施行。教育部收到后，认为包括社教社所提的各案，“颇有相当见地”。^[101]其中，由中国社会教育社集体或社员个人联名所提的议案有五个：《师范学院及师范学校学生应一律修习并实习社会教育案》（第七案）、《请教育部订立社会教育人员之任用及待遇法规并迅速公布施行案》（第十四案）、《普遍实施战时民众教育案》（第十五案）、《请教育部积极推行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案》（第十六案，社员彭百川、王欲为、曹书田提）。例如关于《普遍实施战时民众教育案》的案由和实施办法，给出的理由为：“战时社会教育应以增进抗战知能，坚定抗战意志为先务。各省市县应普遍实施，庶几全民兴起，以争取最后之胜利。”实施的办法包括六个：各省市县每保应设立战时民众学校一所，征调十六岁以上男女入学；战时民众学校每日上课一小时，持续六星期；课程为战时公民常识及乐歌二种；教法以通俗生动之演讲与讨论为主；教师由各县市政府征调知识分子充任；校舍利用学校庙宇公所民房，设备利用当地公私原有家具，不另添购。

又如《请教育部积极推行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案》案由和办法。案由：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教育部已订定办法通令公私立大学及各省市遵照办理，但非积极推动，难期成效。各级学校师生，尤应尽知识分子之责任，整个动员积极推进。建议教育部四个办理方法：

第一，颁布中小学教员服务规程，明定中小学教员兼办社会教育，俾明责任，而资督导。第二，确定各级学校负责推行社教人员，依照部颁办法，中等以上学校得组织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应进一步改为“中等以上学校应一律组织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并应规定各委员会设置秘书一人，由学校聘请具有社教经验者充任之，专科以上学校应专任，中等学校得由教员兼任，唯须酌减其授课时数。此外，并应于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负督导区内各中小学兼办社教事宜。第三，规定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之具体工作，此项工作标准宜依照学校之性质及规模之大小，分别规定。第四，规定辅导、考核及奖惩办法，切实施行以利工作之推进。凡兼办社教成绩优良而经费困难者，并应由各主管机关酌予补助。教育部及各省市教育厅局，并应于每年度之预算内，列此项补助费，以供补助之用。

（三）出席教联会第二届联合年会

1942年2月，中国社会教育社约同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社等13个单位200余人，在重庆召开第二届联合年会，以“今后三年之教育建设”为讨论中心，共通过提案19件。(www.daowen.com)

其中，《今后三年之教育建设》《今后三年之卫生教育建设方案》和《修订宪法草案教育专章各条条文案》三项议案，被认为“影响我国教育前途，至深且巨，尤有注意价值”。^[102]《今后三年之教育建设》各案讨论至详，内容紧要。如第一条关于高级师范教育部分：“设立教育研究所，并增设师范教育研究所教育学部，以提高教育学术水准”；“各大学教育院系应与师范学院并存”；“师范学院应酌行正辅系办法”。又如第五条关于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教育部分：“国民教育量之推广与质之提高应统筹并顾”；“乡镇中心学校保国民学校校长及教职员应改为专任，不兼地方行政职务，以保持专业精神。”^[103]而且，上述这些决议，后来均为国民政府采纳并付诸实施。^[104]这表明包括中国社会教育社在内的教联会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年会所通过的议案，并非只是纸面文章。

（四）出席教联会第三届联合年会

1944年5月5、6日，中国社会教育社又会同中国教育学会等11个单位，在重庆举行中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三届联合年会，讨论中心议题为“战后世界和平教育改造问题”和“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所需人才培养问题”。会前，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刘季洪特撰文祝贺：“我们深知教育学术界诸君平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分工合作，联络素密，所以很盼望这次年会进行联合全国所有教育和学术团体，罗致全国所有教育界和学术界名流，相互砥砺，相互研讨，相互协助，来提高我国学术的水准，改进我国的教育设施，加速我国建设的成功，发扬我国文化光辉于世界。”^[105]

在68件大会提案中，包括了社教社所提的《积极培育社会教育人才案》。在收到的论文里，有社教社理事陈礼江的《教育改造与世界和平》。此外，依托该社设在重庆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也旁听了这次会议。^[106]《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对该届会议评价颇高，认为本次会议可以证明：“我国教育学术团体的成员，虽在极艰苦的期间，也未忘如何改进战时及战后教育及如何鼓舞学术研究的问题，有再接再厉为发展教育学术而奋斗的勇气。教育学术界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使我们感动敬佩，并且使我们从而更乐观抗战建国的前途，更增强其必胜必成的信心。”^[107]

（五）出席教联会第四届联合年会

1945年8月18日，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第四届联合年会在重庆开幕，参加者有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教育学会等团体会员300余人，由社教社理事、大会主席陈礼江致开幕词，云“八年中国教育工作者，各本岗位努力，今后仍当致力于建国工作，配合其他各项建设，共同迈进。此外，并应在教育上、思想上根绝日本法西斯侵略因素，以达于世界大同之最后鹄的”。大会提案共85件，“多集中于战后实施计划教育一中心问题”。^[108]

同年10月12日，联合年会理事长张伯苓将该届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呈送教育部参考及采择者，计有十大方面的内容：关于积极推进教育研究设施者；关于恢复地方教育独立行政机构者；关于确立高级师范教育制度者；关于改进边疆教育者；关于确立今后世界儿童教育的和平理想者；关于加强女子教育发展女子能力并扶植其独立地位者；关于改进儿童教养及国民教育设施者；关于扩充电化教育之实施者；关于改进体育及医务设施者；关于改进卫生教育设施者。^[109]

其中这些建议案不少为政府采纳，并得到回应乃至落实。诸如关于恢复地方教育独立行政机构的议案指出，“战前各直辖市之以教育并入社会局者，今后应分出成立教育局；各县市应将教育科分出成立教育局，均设局长董其事”。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县市多恢复设置教育局，置局长一人，并规定任职条件；扩充专办教育行政人员，以健全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再如，关于确立高级师范教育制度的议案指出，包括全国在沈阳、北平、南京、武昌、广州、成都等地，分别设立师范大学；特别需要之处，如兰州、昆明、台湾、包头、迪化等地设立独立师范学院。公私立大学得自由设立教育学院或教育系。^[110]1949年以前，全国国立、省立师范大学和独立师范学院的布局，大体上与这一决议吻合，主要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成都）、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杭州）、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南京）、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广州），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国立长白师范学院（先在永吉，后迁至沈阳）、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台北）等。^[111]

社教社在第四届联合年会上提出三个议案，并获得通过。议案包括《请政府通令各省教育厅转饬各县中心学校国民学校对于民教部成人班妇女班应切实办理以期早日肃清文盲案》《请政府设立社会教育学校以培养中级社会教育干部人才案》《呈请教部积极督令各级学校切实办理社会教育案》。其中在第一个提案中，中国社会教育社提出的具体办法为：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转饬各县中心学校国民学校对于民教部成人班妇女班应切实办理，并特别注意领导考核。大会的审查意见为“原案经过送请教育部切实办理”，决议为“照审查意见通过”。^[112]又如《请政府设立社会教育学校以培养中级社会教育干部人才案》，其提供的具体方法包括两个方面：请教育部自1942年度起于重庆、西北、西南、东南各地设立国立社会教育实验学校各一所；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自1942年起，每省市至少筹设省立社会教育学校一所。大会的审查意见为：“社会教育学校”修正为“社会教育师范学校”，余照原案通过。^[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