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年会是指若干个学术团体联合起来按年度举行的工作交流与学术研究会议。在1930年代的中国学界，联合年会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松散型——各学术团体的临时合作开会；紧凑型——多个性质相同或接近的学术团体，在组织机构合作的基础上再联合开会。如果根据举行联合年会的时间先后论，自然科学界较社会科学界更早，但按团体结合的程度和水平，似不如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术团体。此前，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会等六个自然科学团体在江西庐山、广西南宁举行联合年会，其性质可以归入松散型。至于学术团体举行联合年会的原因，自然科学界在论及1935年7月六学术团体南宁联合年会的意义时，认为有三：“借年会商讨科学国策”，“借年会团结科学团体”，“借年会作考察工作”。其中以第一点为最重要。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孰先孰后，救亡图存之科学事业应如何赶速建设，开发利源之科学事业应如何努力推进，扶助国脉之科学事业应如何永久树立等重大问题在联合年会期间，得到讨论。^[85]

加强与其他学术团体的联系。以推进社会教育为职志之一的社教社，在全面抗战前即有变通办理年会办法，提出与性质相同的学术团体举行联合年会的议案，以提高年会的质量和效率。在该社1934年第三届年会上，由教育界要人庄泽宣提议，赵冕、陈礼江、傅葆琛、高阳连署《明夏变通年会办法，征性质相同学术机关，合办暑期讲习会案》。1935年4月17日，该社理事会议公推陈礼江与中国教育学会及中华儿童教育社接洽，在北平与国立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暑期讲习会^[86]，将提案付诸行动。有了这样的先例，为社教社全面抗战爆发后与全国教育学术团体办事处合作，打下了基础。

1937年春，教育界同人鉴于研究教育学术之团体繁多，而各不相谋，有联合组织以谋相互联系之必要，同时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邀请我国参加，教育部曾令饬中国教育学会推派代表出席，然鉴于欧美等大国均有会员众多规模宏大教育联合会之组织，而我国虽教育学术团体众多，规模狭小，甚且有被疑为不足以代表我国全体教育界之可能，于是由中国教育学会约集七教育学术团体组织联合办事处，于南京准备参加世界教育会议事宜。^[87]可见，全国教育学术团体办事处（简称“教联处”）成立的背景有两个方面：对国内，加强各有关教育学术团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合作；对国外，成立全国性办事处是加入世界教育会议组织的需要。这个背景与社教社成立背景方向大体一致。

1937年春，中国教育界社团翘楚中国教育学会牵头约集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等七个团体，在南京组织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简称“教联处”）。^[88]教联处成立的宗旨：“以促进各教育学术团体之密切合作并发挥互助精神，共谋教育事业之建设。”^[89]全面抗战时期，教联处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938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中国体育学会相继加入，共有十二团体，其后中国健康教育研究会宣告停办，参与该办事处之团体，变为十一个。^[90](www.daowen.com)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办事处改名为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上述教育团体同人为了进一步密切联系，又在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于1944年5月在第三届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全体大会上，通过将“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办事处”改称为“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91]（简称“教联会”）的决定，并于7月16日在重庆正式宣布成立。

“教联处”之所以要更名为“教联会”，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以“教联处”名义参加世界教育会议名不正言不顺。如上所述，“教联处”是中国教育学会、社教社等为了参加以各国教育联合团体集体会员为主的世界教育会议而成立的，最终有十二团体加入，会员日见增多，规模趋于宏大，但“办事处”之名称明显不具有法人地位，“将来参加国际教育集会时，恐仍不免引起欧美其他诸大国之疑问”，对顺利入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其二，为了发扬中国教育学术和将来与世界列国交换书刊以及为协助政府对外宣传，需要用“联合会”名义统筹合作编辑英文教育学术刊物，此项刊物若以联合办事处名义印行，不够严肃和规范。其三，向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立案履行手续的需要。在向社会部立案之前，在第三届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已经通过将“联合处”更名“联合会”的决议，这时申请立案，如再沿用旧的名称，既不合逻辑，也“未免令所属各单位有沮丧之感，此所以呈请改组为联合会理由之三也”^[92]。

会上通过了《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组织章程》13条。章程规定的宗旨是“在促进各教育学术团体之密切合作，协助推行国家教育政策，沟通国际文化，共谋教育事业之建设”^[93]。根据第4条章程“凡有全国性之教育学术团体，经本会理事会之通过，均得加入为本会会员”。会议选举西南联大常委张伯苓（理事长）、常道直（总干事）、杨卫玉、艾伟、郝更生等27人为理事，彭百川、黄炎培等9人为监事。^[94]其中，任职教育部的彭百川系社教社的社员。其主要活动包括：已经连续举行四届联合年会；出版机关刊物《建国教育》；举办教育讲谈会和教育讲演会；进行教育研究。^[95]其中《建国教育》创办的宗旨和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各个教育学术团体平日研究所得的结果报告于全国社会；同时，还要表示它们怎样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抗战上底各种服务工作”^[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