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18日至22日，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67]在筹备第三届年会时，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就诚恳地邀约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到广州举行，“借以鼓动南方的民众教育学术空气”[68]。第三届年会讨论下届开会地点时，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崔载阳再次代表该校邀约，并以广州僻处南方，将补助社员出席年会川资法币四千元为优惠条件。自民国十年（1921）全国教育大会在广州开会之后，“再没有机会举行像这样盛大的，全国性质的教育会议，已有十多年了”[69]，数次恳切请求会议在穗召开。
据担任会议记录的社员储志的回忆文章，第四届年会之所以在广州举行，有三个特殊原因：其一，为逐步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使创造的经验广而深，有在南方创办一个实验区的设想；其二，社会教育社对该社理事雷沛鸿在广西办国民基础教育实验区感兴趣；其三，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愿意承办会议。[70]因此，第四届年会于1936年1月在广州举行。
此届年会与之前相比影响较大，其会期较长，为五天，参加人数也是最多的一次。出席此次年会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代表区芳浦，教育部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广西教育厅厅长雷沛鸿，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广东省政府代表、广州大学校长金曾澄，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以及来自鲁、豫、冀、赣、闽、鄂、湘等诸多省市地区的社员200余人，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举行年会的地点，从地域上来说，由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扩大到了珠江流域，“有普遍全国的趋势”，加强了珠江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学术交流。会后组织的广西教育考察团则起到了沟通南北教育界之间联系的作用。
正如年会前崔载阳代表两广教育界欢迎社友到广州来时所强调的，“这届年会充分表示出本社生命之继续不断的扩大。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沛然的扩大到珠江流域”。年会后，中国社会教育社跟广东省教育厅、国立中山大学在花县联合创办了乡村教育实验区，通过训练乡村青年中坚，培养乡村自力再造的根苗，以求达到复兴乡村的最终目的。它实际上将第四届年会的讨论结果付诸实践，并吸取了华北华中乡村建设的经验，取得一定成效。实验区不仅弥补了广东乡村建设的不足，而且标志着社会教育实验事业由华北、华中向华南发展的趋势。
第四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为“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据梁漱溟的说法，此议题是根据第三届年会的讨论结果——“组织民众，促兴生产”而来。[71]储志则谓“实为接续历届的讨论”，与前几届中心议题是一脉相承的。[72]为使讨论深入，此届年会在方式上有新的变化，增加了会前的通信讨论。程序是理事会决定中心问题后，向社员征求讨论意见；再由常务理事会编订提纲，发给与会社员。讨论的结果包括如何“助成地方自治”和“促兴社会生产”以及推行“政教合一”等问题。
在此届年会上，北平市社会局提出议案《今后民众教育之设施，应以促兴社会生产为重心案》，进一步体现了“促兴社会生产”的会议中心议题。社会教育社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其理由可从教育目的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两方面来看。首先，就教育目的来说，不仅训导人以精神生活之行为法则，而尤在于传习人以物质生活之技术法则，使其明了如何利用自然，克服自然，以减少生活之压迫，充实生活内容。但中国过去教育设施，只侧重于训导行为，而略于传习技术。故社会有崇拜士人之风，人民怀鄙视劳役之念。虽道德文物，足为世表，而物质建设，则较落后。际兹中央改订职教序幕前，确立促各地民教机关，亟应确立生产教育方针，以教学做合一为手段，而期实现教育即生活，生活即劳动之目的。其二，就中国经济情况来说，中国产业技术幼稚，经济组织涣散，一般社会资源，大半为舶来品，而国内手工业日趋没落，虽天然富源所在均有，然非长埋地下，任其抛弃，即遗给于人，不能自用。故中国之贫困，非贫困于天然之富源，实贫困于人为之技术，际兹国际经济战争之中，各地民教机关亟应确立生产教育方针，以训练人民诸种必要之生产技术，而为开发中国富源之初步工作。
关于实行生产教育方针的主要办法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分配问题：民教新增之经费，应尽量分配于生产教育方面，其分配比例，应依据工作影响及范围，随时增减。第二，机关设置问题：民教新增之机关应尽量设置职业补习、短期工读等处所，其原有各项生产教育设施，亦应尽量充实其组织与设备。第三，人才之训练问题：民教人才之训练，应尽量训导一种或一种以上之生产技术，使其兼有启发民众智识与指导民众生活技能之力量。第四，各项临时推动问题：如适应实际需要之方法，因生产减少而改良生产工具，因市场垄断而组织合作事业，因交通困难而修建公路河道，凡此种种，均应由各地民教机关根据实际需要，逐渐推进；新兴之生产技术与组织，原则上虽不能避免代办形式，但在可能范围内，应由各地民教机关设法引起民众自动意识，给予民众试做的机会。[73]
大会提案由分组审查会议审查后，继交大会讨论，主要关注培养人才、充裕经费、训练青年、实施自卫教育等事宜。重要提案有如下十三个：[74]
《各省市社教机关积极实施国防教育案》；
《提倡乡村中等学校以训练乡村社会之中坚分子而树立乡村建设之永久基础案》；
《呈请教育部确定民众教育视导制度，增设民教督学，并统令各省市县教育厅局，增设民教视导员，以健全教育行政组织，增加行政效率案》；
《由社再呈请中央明定民众教育课程为各级师范必修科目并注意民教实习案》；(www.daowen.com)
《培植乡村建设人才案》；
《请教育部严令各省市限制划定拨足百分之二十社教经费按年递增并著为考成案》；
《本社应酌设实验区于各地以便分别研究实验案》；
《由本社举办文盲调查案》；
《本社应鼓励各地分社之设立，并将年会轮流各省举行案》；
《本社应制定社歌案》；
《建议教育部从速制定社会教育机关人员任用及待遇规程案》；
《请由本社制定训练民众、组织民众方案，呈请中央通令各省市实施以增民教功效案》。
此届年会上，同样也设立宣读论文环节，大会期间有各地研究实验报吿及社员论文宣读。此次做研究实验报告的有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三处。在会上宣读论文者有：李智《编纂民众基本字典经过》、黄裳《民众学校招生暨留生问题的研究》、李腾仙《河南镇平县地方建设工作》、程宗宣《江西省会的公民训练与简易教育》、张植安《武昌青山实验区工作》及朱懋澄《劳工新村运动》等。[75]此次年会后组织了广西考察团赴桂考察国民基础教育及各种建设，加入考察团者六十余人，后形成长篇考察报告《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
第四届年会对会议所在地广东省的社教事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广东省当局请参加年会的社教专家，在省民教馆举办为期一周的“全粤社会教育讲习会”，分令各县教育局长、科长、民众教育馆馆长参加，由梁漱溟、俞庆棠、崔载阳等专家主讲，讲题有《中国民众组织》《乡村工作人员修养法》等。其次，推动社会教育实验区在广东的设立与筹备工作，由金曾澄、肖冠英、崔载阳、徐锡龄、梁漱溟、俞庆棠六人组成委员会，这是日后社教社、广东省教育厅和中山大学合办广东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开始。它实际上将第四届年会的讨论结果付诸实践，不仅弥补了广东乡村建设的不足，而且标志着社会教育实验事业由华北、华中向华南发展的趋势。再次，广东省教育工作者大批加入社教社，成为成员，粤当局通过社会教育计划，各社教机关举行诸多民众教育有关活动等，这些均成为此届年会在粤举行之影响。[76]总之，此届年会不仅影响全粤，并且使全国社会教育工作向中国南部推展，意义非同一般。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