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届年会

1932年8月，中国社会教育社在杭州举行第一届年会。在年会开幕的时候，由相关负责人对社会教育社的宗旨进行概括说明。“本社开始筹备于二十年十一月，成立于同年十二月，而理事会和事务所的组织，则完成于二十一年六月。在这几个月里，暴日几次的横行于我国领土，益发显示本社所负使命的重大！如何使民众教育普及全国？如何唤起民族意识共赴国难？”社员积极参加第一届年会，把握交流机会。“这次年会到会的社员，非常踊跃，计共到八十九人。除江浙两省外，河北、山东、湖南、广东、福建、贵州、江西诸省，均有社员出席，足征本社已影响到全国各省；间有因事不能出席的社员，也都有重要议案寄到会中提出讨论，更可见各地社友爱护本社的热烈。”^[24]

第一届年会主要讨论的提案计达五十余件，其中重要的议案不少，如“关于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上的地位、实施救国教育、乡村建设运动及确定社教方针诸案，均为目前最切要而急待解决的问题”。^[25]

关于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上处于何种的地位，通过有《征集关于学制系统上社会教育地位之方案，整理研究，以备政府采行案》。该提案对此提出的理由为：“查社会教育，应列入现行学制系统，已为我社会教育界同人及教育学者一致之主张，切望其早日实现。顾兹事体大，究应如何排列？及与系统内原定各阶段，如何联络？抑应于现行学校教育系统外，另订一独立的社会教育系统？均为重要的先决问题。主张纷歧，各方意思，以少接近之机会，致无集中之可能，亟应征求全国社会教育界及一般教育家之意见，集思广益，制成全国一致之有力方案，以期适用而利施行。”^[26]

社员朱坚白则提出了《请确定社会教育方针案》。其所提出的理由为：“社教方针之确立，应兼顾个人及民族人类一切活动。其根本目的，在先解决生存问题，生存之意义有二：一为个人生存；一为民族生存。必各个人之生存力充厚，而后民族之生存，始可发展。又必民族之生存能发展，而无障碍，而后个人之生存，始可顺利。”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四条方针，即“陶铸民族意识，锻炼民众体魄，严密民众组织，普及民众科学”。对此，会上所做的决议为“送交理事会参考，并征集各社教机关对于社教方针，共同拟具，以资规定”。^[27]

此外，会上通过《本社于本年度内注重乡村建设运动案》，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为“联络全国乡村建设机关，促进全国乡村建设运动讨论会之召集”。^[28]

在第一届年会上，一些教育界人士也表达出自己对社会教育的期待以及对学校教育的不满。教育部代表彭百川不禁慨叹：“社教事业是鉴于学校教育之收效迟缓而起的新事业；社教事业是挽救中国危亡的唯一生路；我们不脚踏实地干一下，我们将无面目可对民众，将无理由可对自己辩解。”面临国家存亡之际，学校教育已无力挽救颓势，社会教育临危受命，必须奋力实干，方能力挽狂澜。在宴会席上，著名教育家舒新城摇着大芭蕉扇批评学校教育：“我对于学校教育，素抱悲观。直到现在，我还是主张学校可以全体关门。我们中国有今日的不幸，都是学校教育的罪恶。”^[29]

第一届年会落幕后不到一个月，社教社便致力于将会上通过的议案建言于政府，形成规定或命令，争取落实于具体实践之中。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厅局云，据中国社会教育社呈称，过去种种社教设施，未免重于城市而略于乡村，以后改进，似宜注重乡村民众教育”。同时附有高阳拟的《苏省各县县单位乡村民众教育普及办法草案》，已经为江苏省教育厅采用施行，“暂指定江宁无锡南汇三县为试行之所，其他各省似可踵行”。^[30]此后，教育部将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所呈送的年会决议等文件，“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转饬所辖社会教育机关，分别采择施行”。^[31]而浙江社会教育研究会提到第一届年会结束后，“影响于本省近年来社教事业之发展改进者，至深且巨”。^[32]这些表明首届年会的举办对社会教育发展确实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社务运作方面，到1933年3月，社务发展蒸蒸日上，教育界先后入社者，已达六百余人，请求加入者，“尤见踊跃”。同时，据负责人云，“该社在过去大半是静的工作，如筹划设计之类，今后将转入动的方面”，社会教育社的业务也将“由静转动”，从言论到付诸行动，扩大其社会影响。^[33]工作从理论规划到付诸实践，这是社教工作的重要转变，也是社教事业发展的一个标志。

一些与会人员也撰文表达对首届年会的批评和对下一届年会的期待。首届年会，尚属草创，难免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山东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渭川在10月6日回到济南后所写的《西湖归来》一文中，表达了三点“不满足”。首先，有的会员逃会。有些人的“精神太不集中了，短短三天的会期中，出席数一次比一次少，这个是普通开会的现象，然而我们却不应该”。其次，“大家提出的问题太不集中了，东一个，西一个，支离破碎，揆之‘年会’的意义，我失望”。再次，寄希望于下一届年会，提出相关改进开会效率的建议，“我希望下次的提案能预先限定范围，使大家的讨论能集中到某几个方面去，而后不至乱杂无章，在谁脑筋中都保留不下几个深刻的印象，其结果还是各自为政”。^[34]

（二）第二届年会

对于第一届年会董渭川关于应该集中议题讨论，以提高会议效率的建言，社教社很快有了回应，不久便在其所在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刊《教育与民众》上刊登第二届年会征集论文办法，规定七条内容，包括：“本届年会举行时，根据本社年度社务进行要项之规定，应请社员宣读论文”；宣读论文，“宜免除空泛理论，于社会教育学术，须有实际贡献”；凡愿宣读论文者，须于1933年7月15日以前，依照规定表式填就寄交无锡社教社事务所，编入大会日程；宣读论文之时间，以十分至三十分钟为限；等等。^[35]提早在会前进行论文的征集和规定注意事项，使得年会议题的讨论更加集中、深入。

1933年7月，筹备事项按计划进行。筹备委员会组织分编辑、事务、招待三股；大会会场及会员食宿地，均定在贡院巷山东省立民教馆内；社员通知准期到会者百余人；安排会员在会后“游览泰山曲阜等名胜”。同时“此次该会在济举行，颇受该省地方人士及教育当局之欢迎”。^[36]通过沟通，国民政府交通部也做出“优待中国社教社员乘船”的规定，船票单程八折来回七折。^[37]

第二届年会如期于1933年8月24—26日在山东济南举行。这次年会较第一次年会大有进步：从人数方面讲，“到会的社员多过去年的五分之二”；从地域方面讲，“远至粤、桂、闽、赣、陕、豫、晋、皖等省社员，亦踊跃赶来”。^[38]

总干事俞庆棠在第二届年会上发表致辞，中心是再次强调该社成立的目的在于谋中华民族的拯救和复兴。大意如下：社会教育即民族自决教育，社会教育之设立，及本社之成立，目的为为民族谋出路。我国过去教育制度不良，学生趋于官途者外，大学毕业教中学，中学毕业教小学，于整个民族毫无裨益。此刻世界经济破产，各国或将货物运华倾销，以解决恐慌，我国替人解除恐慌，而自增恐慌。去岁货物销数，入超五万万六千万元，危急已极。去年本社年会，热河尚在，今则四省尽失，国难益深，吾人责任更大。教育如山东水灾然，吾人见之，痛触于衷，是皆全国问题，非少数人之事，应联合每一国民之力，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联合政治、经济一切力量，推进社会教育，由乡村建设以推进复兴民族。昔丹麦败于德国，以教育而复兴，吾国土地损失，应有良心精神之胜利，恢复道德心、亲爱精神。进行民族自救及收复东北，均在于此。^[39](www.daowen.com)

常务理事赵冕在报告年度主要工作时，概述了社会教育社在过去一年里所做的五大方面的工作和成绩。其一，在“征集关于学制系统上社会教育地位之方案”方面，由理事会先后推定陈礼江（召集人）、舒新城、俞庆棠、钮永建、高阳、梁漱溟、孟宪承七人，组织学制系统整理委员会，前后共开会三次，拟订下列三项原则，公开征求各界意见：“（甲）于现行学制系统之内，加入社会教育系统，彼此联络。（乙）于现行学制系统之外，另订社会教育系统，彼此并列。（丙）另创中国教育系统，包括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其二，“实施救国教育”方面，先呈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同时派员赴沪联络国内艺术机关团体及社教机关，动员实施抗日救国教育。其三，“开发西北社会教育”方面，先是筹备组织考察团研究会，后又筹划创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钮永建、赵光涛、陈大白已前往视察，业已选定实验区域。其四，“注重乡村建设运动”方面，各个社员非常努力于乡村工作，乡村建设运动“因之蒸蒸日上”。其五，在社务方面，有各类自办刊物，并“曾有‘加入世界成人教育协会’之拟议”，俞庆棠总干事赴丹麦考察成人教育时，“特便道英国，赴该会接洽一切”。^[40]

第二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以符合时局需要。鉴于“吾国近年来入超日巨，农村经济日落，乡村破产之声，遍于各地，根基动摇，崩溃堪虞”，作为中心议题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会员虽尚未取得统一意见，但一致认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实今后社会教育之根本要旨”。其主要理由有两点：“过去一切革新运动，所以未见成功者，盖以过去一切，始无外一种上层运动，而于下层民众无与。今后必须使大多数民众觉醒，献其心力，而后建设可期，民族复兴可致。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固在乡村，此其一。中国旧日社会之组织结构，讫于今日，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俱悬而未决，所谓革新运动之中心工作，实应为解决各种问题创建吾民族社会新组织结构之工作。而此问题之解决，新组织结构之建设，必肇端于乡村，此其二。”这两个理由，都强调了乡村在复兴民族工作中的重要性。“民族复兴端赖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端在以乡村建设为内容，夫然后可以完成其复兴民族之功。”^[41]

诚然，在社会教育社的第二届年会上，各种乡村建设与民族教育派别之间的探讨，存在明争暗斗现象，但各方总算以大局为重，确定了社教方针是乡村建设。“在不同的见解中，更显出许多巧妙的意见。例如这次年会的讨论中心‘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起初四组提案，各成系统，甚有互相抵触者。经过相当的讨论以后，一致认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为今后社会教育之要旨。”^[42]在会议征集议题时，便按不同派别进行分组，共分为五组。第一组“邹平派”：梁漱溟（召集人）、董渭川、杨效春；第二组“平教会”；第三组“浙江大学”：孟宪承（召集人）、尚仲衣、郑宗海；第四组“中山大学”：庄泽宣（召集人）、古楳、崔载阳；第五组“民众教育”：高践四（召集人）、陈礼江、赵冕、俞庆棠。在开会前，第三组浙江大学便因为人事纷争，未能提交议案；第二组平教会虽然提交议案，却无人参会。^[43]当理事会接受之后，“深觉各案自成系统，归并不特不易，且亦无益”。^[44]由此可见，各个派别之间的见解颇异，求同殊难。

这次会议之后，诸多乡村建设派别彼此之间交互受到影响。会后，中国社会教育社组织的研究实验协进委员会，邀请平教会参与，晏阳初在写给高阳的信中，以“同仁散处各省，召集不易”婉拒；在填写入会表格时，晏阳初也回复“敝会在定各部分工作，正在研究实验之中，较为复杂，原寄表格难于填写”^[45]。此后，平教会与中国社会教育社的互动逐渐减少，渐行渐远，几乎分道扬镳。第二天，会议对中心议题的讨论也十分激烈。讨论理论时以梁漱溟所拟为中心。对乡村建设各种理论讨论甚详，后讨论办法问题，除议及具体设施外，梁漱溟“提案中之社会新组织争议详切”。^[46]会后，社员许公鉴的评价是该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为讨论中心，可见“最近民众教育的新动向，已对准着促进自治一个目标了”^[47]。

会议期间，中国社会教育社拟请教育名家进行演讲，但并不理想。“此次预先去函奉聘者计有蔡元培、钮永建、梁漱溟、晏阳初等四位先生”，但“蔡先生因患足疾，不便旅行，钮先生因考试院院务繁忙，晏先生又适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年会，故能到会讲演者仅梁先生一人”^[48]，多少体现出社会教育界联络的不容易和关系疏离。

第二届年会的反响和议案的落实。社教社机关刊物《社友通讯》第2卷第7、8期上曾开辟专栏，专门报告“本社第二届年会决议案之应声”，以公布年会决议案在各地的落实情况。广西省教育厅、河南省教育厅、河北省教育厅、山西省教育厅、湖南省教育厅等，均对社会教育社年会决议“请各省市划区分期成立民众教育机关，并确定实施计划”一案，做出积极的回应。例如时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的社员雷沛鸿响应较为热烈，认为广西推行的国民基础教育正是落实议案的表现。其回复内容如下：“敝省教育界同人，认为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有同等重要，均为国民基础教育之一部分，经制定《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之五年计划大纲》，提出省府会议通过，颁行在案。规定以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为研究设计及训练人才之中枢机关；以省立民众教育馆为实验民教之实施，并负责规划及辅导省内各县施行民众教育之机关，业经成立，已见相当之效果。以县立民众教育馆为负责实施及指导各该县一切民众教育之机关。由本厅制定广西各县市普设民众教育馆办法大纲，颁发各县，限期成立。现已成立者，计有四十余所。以国民基础学校为实施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之基本单位，规定分期筹设程序，颁行各县遵办，此其实施机关之系统也。”^[49]在五年计划大纲中，则列出各年度要推进和实施的工作。1933年度，各县施政准则中，规定各县须依地方交通、人口、习惯等情形，及学龄儿童通学之可能，划分设立国民基础学校之学区，并限于该年度绘制教育地图完竣，以为将来规划实施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及划定实验区之根据，以便着手筹备。同时设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以立学术研究之中枢，为实施人才之准备。从1934年度开始，于划定之试办区着手试办，限于两年内工作完成。其余各县为推广区，分三期进行，每期推广三分之一，至1939年7月，此种国民基础教育，预期可以全省普及。^[50]由此可见，该届年会的相关决议案在地方政府及教育机关的落实情况较为良好，促进了地方社会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开展。

（三）第三届年会

第二届年会结束半年多后，社会教育社又开始积极筹备第三届年会。1934年3月，社教社理事会在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举行第七次理事会议，主要议题之一为讨论召开第三届年会。^[51]该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办法，并委托梁漱溟撰拟，“现正由其他各委员会商，下月中旬，即可正式脱稿”。^[52]关于会务事宜，除在“积极筹办舟车减票手续”外，还“拟乘年会之便，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考察洛阳、西安等处教育暨农村经济情形，以使着手开发西北”。^[53]8月上旬，会议筹备工作接近尾声，参会人员也逐渐确定下来。“该会近接各方会员函电出席者已达二百余人，吴稚晖、钮永建等不日亦将来汴，闽广会员参加者尤为踊跃。”与此同时，该社西北教育考察团之行计划也渐趋成形，“将组织西北考察团，闭会后由汴出发，赴陕甘等地实地考察，以为开发西北之先声”。^[54]

1934年8月17日，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在开封开幕。该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要点”。其选题背景为：“中国的社会，大部分是乡村的社会，中国民众，大多数是乡村的人民，过去从事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者，早已感觉到乡村工作的重要而有不少的努力”，虽然在具体实施计划方面，还有待商讨，但“今后社会教育工作的重心，应该移转于乡村，却早已没有疑义”。^[55]该届年会是在上一届年会达成共识基础上的深入推进，对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更多的思考，会场上弥漫着重视社会教育的氛围。在会场上，张贴着由筹备委员会成员蔡衡溪题写的重视社会教育及其与乡村建设关系密切的标语：“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社会教育是乡村建设的唯一方法”，“乡村建设是社会教育的康庄大道”，“社会教育负有创造新教育的责任”，“社会教育负有建设新社会的使命”，“社会教育要注意中国新生产技术之引进”，“社会教育要注意民众组织力量的培养”，“惟有社会教育才能完成国民革命”。^[56]

总干事俞庆棠在会上讲话时，先回顾社教社的发展简史：“本社成立于九一八国难最严重的时候。三年以来，同人思想行动所集中的，就在如何运用社会教育的力量，以求解决民族的问题。”^[57]同时对社会教育的发展趋向和意义进行了评价，誉之为中国教育突破单一的学校教育发展的一种新的转向。“可以看到中国整个教育，实在显出一种方向的转变。学校教育是重要的，但大家感觉过去的学校教育，并没有走上他应走的途径，所以又想从社会教育来尝试一个新途径。我们不敢说这是中国以后教育的唯一途径，但这种方向的转变，并不是本社千余个社员所能引起，而实在是整个教育界的一个共同趋势。我们希望尽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来为中国教育开辟一个新的途径。”^[58]梁漱溟在会上也指出“民众教育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新潮流”^[59]。这些给社员以颇大的鼓舞。

除了对中心议题的讨论外，第三届年会也对一些现实重要问题及社务发展等进行了具体讨论并做出了决议。尹全智、崔以宽、张震云提出了《请由本社拟具华北各省救国教育办法，呈请中央采择施行》的提案。在社会教育的手段方面，会员认识到电影为实施民众教育之一重要手段，越来越多的社教机关采用此种手段开展民众教育。会议通过《积极提倡教育电影，以期增进社会教育效率案》，建议在各级民众教育机关设立电影教育组股，专门办理实施电影教育事宜，同时对教育电影的编剧、摄制、播放、题材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60]在该届年会进行过程中，上海柯达公司派员携带机片到会，“开映教育电影以提起会众兴趣”。观众除该社出席社员外，当地人士入场者每晚均达数千人，起到了明显的社会教育效果。究其原因，“原来开封仅有商营电影院一处，而座价又特别高昂，一般民众看电影之机会，甚属寥寥”。与会者“甚盼河南教育当局筹设一民众电影院，借以实施民众教育”^[61]。

会上还通过了《由社编印乡村建设刊物，以供有志乡村建设者之参考案》。在其提案理由上，有“本社为全国从事乡建者之唯一机关，应本集思广益之旨”^[62]，显示了社教社学术和组织的领导作用。所通过的另一个提案《积极筹设西安民教实验区，以普及西北民教，推进西北文化，巩固西北国防案》^[63]，则反映出该社关注社会教育向西北广大地区扩展的良好愿望和长远的眼光。

在年会的影响与议案的落实方面，第三届年会与第二届相比，又有大的进步。总干事俞庆棠在闭幕式上高兴地说：“我们希望全体社员继续以往的努力，造成社教的新结果。本来年会的一个作用，是互相交换心得，互相切磋勉励。这次年会中许多实施报告，给予我们不少的刺激和鼓励，希望我们大家以此印象，以此兴奋而更加增我们的信仰，坚强我们的意志，加紧我们的努力。”^[64]

在年会之后，社会教育社还将第三届年会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的提案向教育部呈递，教育部令各地施行。^[65]河北省教育厅积极响应年会关于重视运用电影教育方法实施社会教育的决议和号召，并且回应“本厅早有此项组织”。负责人郑道儒在实施电影教育方面答复社教社说：“贵社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五〇四号公函，嘱指定规模较大之民众教育机关组织电影巡回队实施电影教育，以增加社会教育效率。准此：查本厅对于此项实施，曾早计及，并于廿三年三月组织巡回教育电影团，购有含教育意味之影片多种，轮拨各省立民众教育馆供辅导各县民众教育馆工作之用。施行以来，尚著成效，今后更拟注意乡村之巡回及与讲演多多联络，以求功效深入。”^[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