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教育社的成立，也符合沟通国内外社会教育机关的需要，为以后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组织支撑。

第一，联络民间与官方，沟通社教各派关系。训政开始之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倡，社教得到明显的发展，表现在以下方面：试验和培养人才的机关得以设立；理论与实际问题得到研讨；民众学校日增，文盲减少；注意深入民众生活；经费有所增加。但是，这些发展仅是政府当局的行为，与民间社会各界“分道扬镳，缺乏联络”，从而成为社教“进展中的阻碍”。^[13]就社教界本身而言，由于信奉理论的差异，所处区域的不同，依托的背后势力有别，派分林立。此前虽已有社教同志致力于相关活动，“但中国地大人众，同志散处各地，深感声气少通，愿宏力薄”，不能发挥出更好的效能，因此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发起，便是谋求“全国社会教育同志的大团结”。“我们相信团结便是力量，我们必须联合作战，而后可以克胜这阻碍中华民族进化的大敌，而后可以使田间和厂中的民众同入光明之境。”^[14]诚如发起人之一的郑晓沧指出：“就吾人所知，华北除定县外，近年更有梁漱溟先生之山东邹平所办之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除徐公桥黄巷而外，更有钮永建先生所主办之俞塘事业及张仲仁、李根源先生新近所办之善人桥事业；其在珠江流域，则中山大学古楳先生及广西唐现之先生对于乡教事业，或在理论或在实际均有甚大之努力。”^[15]但各家“散处各地，深感声气少通，愿宏力薄”，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社教的进一步发展。可见，不但是政府与民间社会双方，还是社会教育内部各地各派之间，都需要加强联系，才能适应社会教育发展的需要。

第二，参加国际同类组织，加强中国与世界社会教育团体——世界成人教育协会的联系。借鉴近代世界社教先进的经验，联络、团结国外社教团体是中国社教社成立的缘起之一，也是社章规定的基本任务。该社缘起的第一句话“众人的聪明智慧是全世界的重大幸福”，是世界成人教育协会标明的宗旨。“我们已深知世界的成人教育同志，因团结而生力量，有力量而事业得到更速的进步。”^[16]因此，组建中国的社教团体，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社会教育经验和做法，联络并加入国际同类组织，成为社教社的迫切愿望。所以，此后历届年会多有相关的议题提出。在第一届年会上，就有“加入世界成人教育协会”的决议，并视之为该社1932年社务的工作要项。^[17]在第二届年会上，又有《请派人出国考察美、俄、德、丹麦、瑞士等国社会教育及乡村教育案》的特别提案。会议审查意见是“请教育部通令各省，组织国外社会教育及乡村教育考察团，每省派一、二人，联合数省以上，即可组织。考察经费，由各省府酌量筹措”^[18]。事后，总干事俞庆棠出国考察丹麦、英国成人教育，并办妥了加入世界成人教育协会的手续。1935年，社员郑彦棻、罗廷光出席世界教育会议。^[19]1937年7月23—31日，国际初等教育与民众教育会议在巴黎召开，社员代表、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时任所长崔载阳代表该社出席，在大会上用法文做了“中国民族教育哲学”的演讲，受到与会者高度的评价。^[20](www.daowen.com)

第三，促进社会教育学术研究。社教社“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为宗旨”。^[21]中国传统社会教育不适应近代中国的需要，外来新式的社会教育与中国国情也有颇大的距离，业内人士亟待联合起来，集思广益，加强学术研究，以贡献于社会教育界。他们提出“现今全国社会教育同志既感学术的饥荒，事业的幼稚，应当急谋团结”，只有这样才能“促新教育制度之成功，新社会秩序之实现，开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放世界人类的新光明”。^[22]

可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的成立，主要是为了阐述社会教育在改造中国的重要性，争取自己在全国学制中的地位，加强社教界本身的团结和联系，积极向世界社教组织靠拢。“溯自民国十六年以来，因着国民革命的呼声，社会教育事业日益扩张，各地同志都感到有联合组织团体，共同研究社教学术及促进社教事业的必要，本社即是应着这种需要而产生。”^[23]这些话基本上概括说明了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的背景和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