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世界范围内强调社会教育的功能，尤其是其在改造近代中国社会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性。这可以从对内和对外两大方面而言。

在对内方面，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反思中国近代以来前赴后继的多次革命和改良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增进“民众的智慧”的重要作用，没有对革命和运动的主力——民众的智力进行有效的开发。晏阳初、梁漱溟均认为太平天国、自强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失败，是没有顾及运动的主体——民众的教育的结果。所以，通过对下层民众的教育，开发智力，以促进乡村建设，较历次运动都重要和进步，是中华民族最后觉悟的表现。^[4]社教社发起人之一、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雷沛鸿也说，辛亥以后社会失序，是因为没有将革命和“人生与社会的一种历程”——教育相联系，以致革命的意义“与民众教育在过去二十年间从来未有丝毫缘分”，两者未发生关系，因而应亡羊补牢，本辛亥革命的理想以实施大规模的社会教育。^[5]

在对外方面，社会教育不发达，人民智慧没有得到开发，引起列强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在论述社教社组织缘起时，认为“我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开化虽早，而进步很迟。欧西民族开化虽迟，而进步很速，真觉‘后生可畏’！现今中华民族智慧进化的落后，不但关系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而且关系世界人们的幸福，因为中华民族智慧的落后，足使一切事业落后，予帝国主义者发展野心的机会，贻世界人们以莫大的忧虑”。同时认为教育在中国社会改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强调社教“是增进众人的聪明智慧之最妙法门”；教育制度对于社会改造具有重要作用，“新运动的成功，必赖新教育制度，因此成人教育为世界公同的需要，而于中国尤为迫切”。^[6]

第二，批评学校教育漠视民众，勾勒社会教育在中国的演变，强调社会教育在民族矛盾上升时灵活变通的救国功能。清末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新式教育即学校教育制度的确立，这对中国原有的科举制度八股取士而言，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新式的学校教育在中国逐渐显露其缺陷，屡为人诟病，谓为“洋化的八股教育”。它不顾教育制度的社会基础和国情，专事模仿，轮流抄袭，时而日德，时而英美，其结果：一是“抽象地玄想，而脱离现实社会”^[7]，这种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教育难以肩负改造中国社会的重任；二是“教育制度之变动太快、太轻率”，无定见，缺少中国根基；^[8]三是专注于少数有钱人，绝大多数贫苦的民众百姓被拒于学校之外，他们的智慧因此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遂“成为一切社会改造运动的阻力”。(www.daowen.com)

社会教育在中国古已有之，进入近代后形式发生了变化，存在有形与无形之别。此前中国的社教，如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之类，多为无形，所谓“散漫的、零碎的、附带的、寄生的”；进入近代之后，变成有形，如图书馆、民众教育馆、戏剧影院等，即“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办法”的社会教育。^[9]“社会教育”的名称不仅在民初出现，而且内涵发生演变。清末偏重通俗化的教育，五四时为平民识字教育，北伐后成为以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为内容的民众教育。

20世纪30年代初，天灾人祸交织。外有九一八事变，日本闪击中国，民族危机出现；内临水旱并发，农村经济凋敝。专为少数人而办、脱离社会实际的近代新式学校教育的缺陷进一步暴露：一方面教育对象上“太贵族化”——少爷小姐脱离生产劳动，专门造就高等消费者；另一方面在教育内容方面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和政治完全脱节。^[10]与此相反，灵敏而适应性强，目标“依随社会的动向和时代的要求而演进”的社会教育，“获得新动力”，备受关注。以唤起民众、训练民众和组织民众为职志的国难教育，呼声高涨；揭橥救亡、救穷、救愚“三救”为目标的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方兴未艾。因此，“回溯九一八之后，举国彷徨，教育界方面，思有以自救，有组织团体增加力量之必要，本社于是成立”。^[11]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事后也指出“本社成立于九一八国难最严重的时候。三年以来，同人思想行动所集中的，就在如何运用社会教育的力量，以求解决民族的问题”^[12]。所以，社会教育社把抗日救国以及进行乡村建设作为复兴中国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