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立传，不管依什么法，都应该由传主写起。《史记》就是经常这样的，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开头是“廉颇者，赵之良将也”，《魏公子列传》，开头是“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厘王异母弟也”，《李将军列传》，开头是“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伯夷列传》却不然，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为什么忽而这样不守常规？还有更不守常规的，是全篇782个字（依古法，不计标点），写伯夷、叔齐，由“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起，中间叙述兄弟让君位，互不相下，都逃走，欲投奔西伯昌（后追尊为周文王）而西伯死，路遇武王伐纣，谏而不从，周灭殷，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到“遂饿死于首阳山”止，只用213个字，不及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守常规必有原因，我们无妨猜一猜。一种可能是伯夷、叔齐事迹少，所以变个写法，敷衍成篇。显然，这个理由不怎么强有力，因为同样用常规，可以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另一种可能是兴之所至，因而就忘了常规。这个理由也不成，或更不成，因为太史公著史，是遵老太史公司马谈之嘱，当作“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的大事做的，不会拿起笔而听任兴之所至。兴之所至的反面是有所为。为什么？这要看他于伯夷、叔齐的事迹之外，都写了些什么。我以为，像下面这样的话是值得反复琢磨的：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凭，依赖，恋）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没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三段；第一段意思最沉痛，是世道很坏，干坏事走运，干好事倒霉，使人灰心；天道也靠不住，经常是好人得恶报，坏人得善报。怎么办？于是过渡到第二段，灰心而良心不能泯灭，只好洁身自好，甘于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可是想到人生一世，甘于独清，究竟所为何来？于是又来个第三段，慨叹有不少隐居之士，道高德重，却没世而名不称，与草木同腐，也不免于心境凄凉。(www.daowen.com)

所有这些感慨与伯夷、叔齐有什么关系？可以说有关系，是这些感慨都是伯夷、叔齐引起的。有伯夷、叔齐饿且死时作的歌为证，歌辞是：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歌的主旨是对世道绝望，所以勾起同样的感慨。也可以说没有关系，因为对于伯夷、叔齐，孔子的评论是“求仁而得仁”，孟子的评论是“圣之清者”，都是由钦佩人品方面着眼，太史公这三段却是躲开本人，大发其愤世嫉俗的议论。这有关系无关系之间，也可以挤出个骑墙但合情理的解释，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酒杯确是他人的，而借，则着重浇自己的块垒。这样做好不好？用制义的清规戒律衡量，这是放松中间的八股，而在大结上用力发挥，不合常规事小，放言无忌，会惹来横祸事大。撇开制义，评论就会是另个样子。比如用两个标准衡量，一是内容的分量重不重，二是感人的力量大不大，我们就都会承认，痛心世道，慨叹人生，分量很重；行文一字一泪，使千载下的人诵读，也禁不住要陪着落泪。说起泪，我们又不能不想到太史公的身世，或加细说，品格、见识、抱负和遭遇。他心在天上，眼却不能不看地上，于是他愤懑，就不能已于言。这可以直截了当，于是他写了《报任安书》；也可以借题发挥，如《伯夷列传》就是这样成篇的。这样，至少我看，这打破常规的写法就不只是也可，而是更好，因为更沉痛，用时下的话说，更有教育意义。

现在可以回到本题，看这笔法之妙可以给我们什么启发。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体会。一是执笔为文，要有分量重的内容。何谓重？不过是发自内心的悲天之怀和悯人之泪而已。二是文无定法，应该随着思路驰骋，有时合了常规，起承转合，可以；有时不合常规，如用兵之背水一战，也未尝不可，甚至未尝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