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几十年前某有名文人说过：“与其读经，不如读史。”这样说，经是取流行义，其中多有圣贤的训诫，可以指导我们如何思，如何行；可是这类训诫，至少用现代的眼看，常常未必合理，因而遵照办理就会思僵化，行荒唐。史也能与人以训诫，但不是直接的，要因取见理；这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虽然也不免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影响，总是来于反求诸己，比较可靠，至少是有较多的可接受性。经还有非流行义，那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说的：“六经，皆史也。”这是说，都是文献，即使宣讲训诫，也可以看作古人思的痕迹，亦史也。那就接受章学诚的看法也好，某有名文人的话，前半要随着放弃；后半呢，我看是仍以保留为是。盖如《旧约·传道书》中所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世异，人还是性相近也，所以鉴往可以知来，读史仍会有大用；至少是小用，见旧戏重演而不至感到惊奇。

读史，因事见理，就难免判断是非。这大不易，因为分辨是非不能躲开标准问题。举例说，多种正史尾部都为列女立传，这诸多列女所以能够入史，绝大部分是由于甘心做男人私产，所谓贞，所谓节，这是一种标准；近年来变了，卓文君、潘金莲等成为女豪杰，因为要的不再是贞节，而是自由，这是另一种标准。一定是后来居上吗？通常是这样；但这不能充当原则，因为那就会成为，一切都是昨是而今非，也就会没有是非。没有是非，盲人骑瞎马，怎么活？所以还得要是非。一面是要，一面是难定，问题大，非三言五语所能说明；幸而不是本文所想辨析的，可以按下不表。只说读史，要有史识。这也大不易。亚圣如孟老夫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很高明，可是以武王伐纣为证，推想殷民必列队欢迎，不抵抗，就变为不高明，因为这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而且，军队总是唯命是从的，怎么能不刺刀见红呢？以斥虚妄闻名的王充也是这样，许多经传的传说他不信，很高明，可是自己推想传说的来由，常常愚陋可笑，又成为不高明。这两位都是推求实况，表现为缺少史识。进一步评定是非就更难。如先秦政治方面的重大史事，思想，孔孟的仁政（或说王道），措施，商鞅的变法，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至少我看，都是一言难尽的。问题复杂，所以不追求是非则已，追求就更离不开史识。

依时风，要说我们是文明古国，在“过去”，任何事物都占上风。史识方面当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也许就是如此，如著史的，论史的，我们都可以举出不少像样的人物。著史表示史识，有间接和直接两种形式，以《史记》为例，纪传，写这些人不写那些人，记这些事不记那些事，这样记不那样记，是间接表示史识；纪传后的“太史公曰”，写看法，写感慨，常常一字一泪，是直接表示史识。表示史识，还有写为通论的，如刘知幾《史通》就是。这类对史事的评断，不管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我们同意的还是不同意的，都值得我们参考。

说这些干什么呢？是因为想到后起的一股歪风（严格说是歪的文风），心里有些别扭，想发点小牢骚。这是指古文兴起后的所谓“史论”，重点已经不是评古人的史事，而是作自己的文章。有人也许会说，吃饱了干点别的好不好，何必管古人的闲事！所以要说一下原由，文病是传染病的一种，必须提高警惕，以防止传染。说病之前，还要先说说同名可以异实，以免玉石俱焚。史论有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如苏洵作《六国论》，是反对宋朝廷不争气，其子苏轼作《留侯论》，是借张良事以自勉，等于来个友人相劝“不要起急，忍忍就过去了。”这都是扫自己门前雪，古人门前，有雪没雪，并不在意。

像吕祖谦就不同了，著《东莱左氏博议》（通称《东莱博议》），抓着古人的某些言行，以流行的所谓纲常大道理为戈矛，这里刺一下，那里刺一下，以显示自己的不同于凡俗，并能写翻案文章，就不再是扫自己门前雪，而是前论古人，后教来者，也就不能不产生影响。什么影响？《东莱博议》躯体太大，不好说，要找个小块头的做替身。那是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直到现在多种古文选本选，并赞叹不置的。因为短，无妨抄出来看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www.daowen.com)

不算标点，整整九十个字，据说文以短小为上，当然是一篇妙文了。在昔人眼里，妙还不只此也，如沈德潜就曾越诗境而捧此文，说：“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绝调是好到无以复加，想当还包括内容方面，是转而加紧，就把“世皆称”驳得体无完肤。其后还可以加上现代选评家的看法，是值得一唱三叹，并起而效尤，以期古为今用。

真是这样吗？我看不是这样。原因是，这是典型的后期史论，具有史论的通病，是声势浩大而内容稀松。何以言之？表达是为内容服务，先说内容。关键在于得一士则可以制秦，这，不要说我们现在不相信，就是王荆公自己，总当自信是“一士”吧，而得神宗之青睐，竟至变法难通，可见天下大事，并不像书呆子想象的那样容易旋转。换句话说，先秦时期，六国破灭，秦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说得一士（还不是齐君得）就可以扭转历史，是躲开史实作文章，拿笔时候兴高采烈，放下笔，顺文章之藤摸史实之瓜，是自己也难免要失笑的。失笑而写，这股力量是由韩柳起的古文传统来，因为酷爱文的声势，有时就连理也不要。算不清有多长时期了，讲文史的都宣扬古文运动的进步性，因为立志破骈四俪六。我看呢，专就表达方面说，是各有所敝。打个比方说，骈体有如挑帘出来，一定要打扮得花枝招展，古文变为一定要鸣锣喝道，如果我们推重的是平实自然，那就扭扭捏捏和虚张声势，同样成为可厌。

还应该进一步说说表达的虚张声势。这是重气势，前期，古文家称为气，后期，到桐城派就发展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项，其实说穿了不过是，语句化平实为曲折，多用几个呜呼和之乎者也矣焉哉而已。表面看，像是这样铿锵一下也有好处，至少是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原因是会有影响，事实也正是有了影响。一种是家门之内的，是腔调日重而情理日轻，如王荆公这篇所谓妙文就是这样。另一种是闯到家门之外，就成为八股文作法的一个重要源头（也许通过经义文的中间站），其特点是只有腔调而没有内容。

说到此，我自己也觉得像是动了肝火。其实对于这位拗相公，无论是人还是文（包括诗），我都怀有深深的敬意。不过敬是一回事，某篇作品的好坏是另一回事，敬就更要推心置腹，言己之所信。最后说说，言所信，还有古为今用之意，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眼往外看的，不要总是用旁人的眼镜，一提起文言文就是唐宋八大家；应该摘掉眼镜看，觉得好，想想为什么。这方面还是小节。大节是关于下笔写的，不要再走古文以及八股那条路，内容总是子曰诗云，轻如烟雾，而以腔调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