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丁宁作的词,有些感触,老习惯,憋不住话,想说几句。排在最前面的感触是自己的孤陋寡闻。施蛰存先生1975年得读丁宁词1957年油印本的《还轩词存》三卷,曾有跋语,说:“维扬有女词人丁怀枫,余未尝闻其名。周子美为师范大学同事,其为丁君油印词稿,余亦竟未知。”我呢,是直到不久前,看到谷林先生《“低回忍说识君迟”》一文(刊《读书》1992年5月号),才闻其名,才急于想找来词集看看。大家都知道,近些年,印自己的书难,买自己想读的书更难。于是乞诸其邻,问宋远女士。不久送来,是谷林先生的手抄本。原本是史树青先生所存1981年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为纪念丁宁(1980年9月逝世)而编的油印本,名《还轩词》,四卷,有拾遗、序、跋等。看谷林先生文,知道《还轩词》还有198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的铅印本,于是贪能生勤,立即写信给合肥的友人,说明要到出版社去找。结果是出版社也没有。只好退一步,放弃“有”的奢望,安于“读”。读后,正如许多读过的人,包括夏承焘、龙榆生等词学大家一样,觉得好。关于好,直到谷林先生,已经说了不少,我还想说,理由之一,记不清是什么高人发的高论,曰真理不怕重复;理由之二,十个手指不一样齐,也许还会有些微新意。
说,依通例,评论之前,要先说说人和书。这,为了读者免于另翻书,先找谷林先生文之烦,想简要地抄人家几句。丁宁,姓丁名宁,字怀枫,女,1902年生于镇江,后移居扬州。庶出,生母及父都早亡,依嫡母生活。十六岁出嫁,生一女,四岁病殁。其后即离婚,仍与嫡母共同生活,不再嫁。1938年嫡母去世,此后即孤身度日。解放前在南京几处图书馆任管理古籍工作。解放后在安徽省图书馆工作,仍管古籍,直到去世,卒年七十八岁。所著书名《还轩词》,四卷,卷一为《昙影集》,收1927年至1933年所作;卷二为《丁宁集》,收1934年至1938年所作;卷三为《怀枫集》(谷文误怀为还),收1939年至1952年所作;卷四为《一厂(ān,非工厂的厂)集》,收1953年至1980年所作;量不算多,总共才204首。拾遗收词九首,诗十首,还有一副怀念母亲的联语。
以下写读后所感。想由浅入深,先说其一,是功力深厚。由所作的意境和辞藻看,三十岁前后,她已经能够深入宋人以及五代的堂奥。这评论是由感觉来,找感觉以外的证据不容易。勉强找,似乎可以到有迹象可寻的地方试试,这就是学什么像什么。卷二有《鹊踏枝》八首,注明“用阳春均(韵)”,想来也是学冯延巳,其第一首是:
断雁零鸿凝望久,待得来时,消息仍如旧。常日闲愁浓似酒,吟魂悄共梅花瘦。心事正同堤上柳,剪尽还生,新恨年年有。独倚危阑风满袖,朦胧淡月黄昏后。
这就确是五代气味,再如《莺啼序》,是字数最多的词调,吴文英喜欢填的,有一首想来是学吴文英,开头部分词句是:
疏更暗催滟蜡,飐轻虹万转。绛心苦,微雨浮烟,似说身世如茧。峭寒重,繁声渐息,前尘冉冉。春云乱,趁低迷摇荡沉宵,倦怀重吹。……
这就换为南宋气味。笔下风格多样,自然只能由深入各家的堂室来。
再说其二,是深入各家之后,能够融会贯通,生成自己的。这自己的,我看,是离北宋(或兼五代)近,离南宋(主要指吴文英一流的风格)远。举短调长调各一首为例:
十载湖山梦不温。溪光塔影酿愁痕。数声渔笛认前村。
芳草绿迷当日路,桃花红似昔年春,天涯谁念未归人?
(卷四《浣溪沙》)(www.daowen.com)
淡月窥云,昏烟阁水,夜深清露初零。络纬惊秋,凄吟直到三更。无端唤醒机窗梦,渺瀛涯莫问归程。最销魂,万缕千丝,锦字难凭。便数幽意从头数,问迷金醉粉,能几人听?为汝低回,有声争似无声。青芜未必埋愁地,胜筠笼绮户长扁。许知音,风露深宵,萤火星星。
(卷三《庆春泽慢》戊子孟秋乌龙潭步月闻络纬感赋)
一看或一念就知道,这不是南宋风格,因为可以用耳欣赏;像吴文英那种“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段”的,是只能用目,还要加上查辞书,才能推测个大概的。可是由不少文人看,南宋词风有个大优点,是晦而曲,文气重,可以显示作者有不同凡俗的高雅。也就因此,有清一代,除极少数人,如纳兰成德以外,几乎都是走浙派的路子,拿起笔就掉书袋,剪红刻翠。丁宁词没有走这条路,譬如与王鹏运、郑文焯等相比,像是出语平易,至少我以为,这正是她的值得赞许之处。
再说个其三,如何表达终归是次一等的事,大事是表达什么。通读丁宁词,会有个突出的感觉,是感情真挚,几乎所有的篇什都是用词人之语,写得一字一泪。也举短调长调各一首为例:
薄幻轻尘不暂留,那堪重过旧西州。愁怀阅日长于岁,老境逢春淡似秋。拼一醉,解千忧,烽烟满目怕登楼。分明已是无家客,偏向人前说去休。
(卷三《鹧鸪天》)
霜意催砧,萸香恋袂,倦吟人在沧洲。梦冷东篱,那堪重省清游。近来身似庭前树,感西风一例惊秋。听沉浮,不说飘零,只算淹留。明年此日知何处,问夕阳无语,衰柳含愁。匝地风波,几番误了扁舟。莼丝已共江烽(枫?)老,甚人前犹道归休。恨悠悠,手把黄花,独上层楼。
(卷三《高阳台》九日感赋)
这正如她在《还轩词存》的序中所说:“第以一生遭遇之酷,凡平日不愿言不忍言者,均寄之于词。纸上呻吟,即当时血泪。”是血泪,不同于浙派词之绣花,所以有强大的感人力量。也就是此其所以为好,为许多读到的人所称道的来由。但是也有说美中不足的,见书前郭沫若1963年致作者的信,其中有这样的话:“微嫌囿于个人身世之感,未能自广。……以人民的愿望为愿望,以时代的感情为感情,脱却个人哀怨,开拓万古心胸。”这是说,感情有高下,只有个人哀怨的感情并不高,变为纸上的词的价值也就须打折扣了。是这样吗?
我不同意这样的意见。因为这是由投合时风来,即使完全发自本心,问题也不少。即由时风说下去。时风之前的史并不是这样的,以辛弃疾为例,他既写“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也写“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读的人,以及评论,并没有分高下。对人也是这样,读“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觉得这是陶渊明,好样的;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觉得这也是陶渊明,仍旧是好样的。这样兼容并包,我的体会,是承认人有“宁曳尾于涂(途)中”的自由。所以就是传说的巢父、许由之流,也可以与契、稷同等,长期传为美谈。以这种不入时的旧眼光为衡量的标准,一个人,笔下既有国家安危、民生疾苦,又有个人哀怨,我们应该说都好;一个人,只写个人哀怨而不及国计民生,我们应该说同样好。时风不是这样,而是希望,甚至要求,人应该总是猛志常在,而不要采菊兼见南山。这样有取舍,自然也可以找到学理或学派的理由,国产的是知其不可而为,进口的是边沁主义。但是理,主义,都是抽象的,化为具体,问题就来了。即以“时代的感情”而论,也是抽象的,化为具体,以杜甫为例,过渡到纸面,可以成为“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在上者欢迎,没问题;成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上者也欢迎吗?不欢迎,其后就可能随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因这类的事也可以见理,是:抒发时代的感情,路有两条:一条是说顺耳的,另一条是说逆耳的;顺耳的未必能顺心,逆耳的未必能保身。也就是为了能保身(或兼利禄),有的识时务的俊杰就顺应时风,比如张三与李四都在上,同床异梦,今天张三落井,就填一首《水调歌头》,大骂张三一场,明天李四落井,就又填一首《水调歌头》,大骂李四一场。如果这就是所谓“人民的愿望”“时代的感情”,我想,那就还是走丁宁的路,多写些“灵湘清怨飘蓬感,销尽心魂只自知”之类的词句,以抒发个人的哀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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